然而，英国人却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彬彬有礼。阿礼国虽然诚心诚意地与中方协商修订事宜，西方商界却让他的努力化为泡影。英国商人认为该协议“不进反退”，因为它没能确保他们梦寐以求的铁路c煤矿和居住权。英国国内，卡灵顿爵士支持大使，反对充满敌意的公众舆论。但1870年6月外相的逝世，却让伦敦一方再无可能批准该条约。对这种缺乏合作的情形既困惑又失望的中国外务大臣正打算重新考虑修约问题时，一场新的危机突然爆发。

    天津教案与李鸿章的责无旁贷

    与阿礼国的商谈正在一片和谐的官方氛围中进行之时，中国民众的仇外情绪却愈演愈烈。1869年间，反基督教事件达到一个真正的高潮。第二年，天津流言四起c疫病流行。基督教教士和修女绑架儿童献祭的留言甚嚣尘上。1870年6月，流言似乎在地方官从贩卖儿童给圣文森特·德·保罗育婴堂那些罪犯的口供中，得到证实。159城内各界领袖要求立刻展开调查。6月21日，法官要求获准搜查法国天主教堂。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这是对法国的侮辱，横冲直撞地闯入当地衙门。知县崇厚虽努力让丰大业冷静下来，可他已经完全失控，竟拔出佩剑和左轮手枪，朝崇厚开火。子弹没有射中知县。接着，丰大业冲出衙门，却被一群好奇的围观者挡住了去路。于是，丰大业退后几步，又拔出佩剑，胡乱挥砍。就在此时，知县率衙役赶上前来，试图平息群众和这位法国人之间的冲突。160领事再次拔出手枪，这一次，他射中目标，杀掉了一名衙役。人群顿时发起狂来。不消片刻，丰大业就被暴民殴毙。很快，暴动便席卷全城。法国领事馆被烧毁，天主教育婴堂也被夷为平地。十位修女c两位牧师和七位法国居民惨遭杀害，遗体残缺不全。

    天津教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立刻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开始准备保家卫国，抵御法国人的进攻。此刻，所有关于解散李鸿章军队的言论也戛然而止。朝廷再次转向李鸿章，寻求他的军事援助。1870年7月26日，李鸿章受命率领两万五千名淮军士兵，抵达首都外省——直隶。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统领京师内外所有驻军，并获准在天津建立一个道台衙门，专责天津港的关税，用于他的“自强运动”事业。

    结果，法国因为正与普鲁士敌对，所以并未向中国发起战争。但中外合作的时代，无疑已经结束。李鸿章对朝廷的重要性大大提升。1870年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李鸿章重整中国军队的愿望，让皇帝大加赞赏。毕竟，北京让这位总督承担现代化的责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如果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自强运动”，它就得改变整个官僚系统，并遵循冯桂芬的建议，彻底变革科考制度。而这么做不仅意味着告诉一百多万文人，他们接受了数年的传统经典训练全都付诸流水，也意味着儒家圣典在现代社会将毫无立锥之地。在那样的时刻，以儒家天命之说统治中国的满洲人不能做出如此激进的决定，基本上，官员们依然相信四书五经是比炮舰操作手册好得多的执政指南。其中最保守的人，甚至认为学习西方之事会腐蚀其文化的本质。于是，倭仁之类的官员不仅谴责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文化背叛，还很快开始反对朝廷的现代化方案。

    慈禧的妥协政治

    因为慈禧采取平衡妥协政策，所以保守派在政府中依然有影响力。摄政的最后几年中，她c慈安和恭亲王之间的联盟关系变得相当紧张。三人都小心翼翼地探查彼此的行动，为自己争取决定性的优势。1873年，同治皇帝成人。眼见摄政时期即将结束，很多官员都松了口气，期待着迎来一个没有阴谋诡计的新时代。然而，同治却一病不起161，第二年便撒手归西。他的死激发了一场严重的皇位继承危机。最后，慈禧险胜。相比指定一位同治的直系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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