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的另一面：残忍c贪婪与前

    面讲到了魏晋时代各个方面的特色，不难发现一个情形，就是无论话题怎么样绕来绕去，总是离不开士族这两个字。的确，士族阶级的兴起是魏晋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造成魏晋时代不同于其前与其后时代的一个最根本原因。魏晋的士族阶级垄断了当时的政治c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资源，创造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但是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两面，士族阶级也同时有新兴进步和残忍的两面。正统的历史学家，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历史学家，向来都喜欢强调士族阶级残忍的一面，而对士族阶级在历史上的功绩谈得很不够，我以为这是不妥当的，所以在前面几章中这方面讲得多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要肯定他们的功绩就无视士族阶级的阴暗面。为了不至于产生这个误会，这一章我就重点来讲讲士族阶级的这一面。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魏晋士族阶级是当时社会的上层阶级，如果把社会看成一个金字塔，那么士族阶级是位于塔尖的部分，因此我们就会明了士族阶级所享有的许多特权和所创造的文明成果，都是以整个金字塔的广大底层为基础而获得的，而他们所享有的一切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却并不是当时大多数老百姓所具备的。让我引几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第六章中讲到王戎丧子的故事，山简去看他，说不过是几个月的孩子，为什么如此悲伤？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说的是感情问题，但是隐藏了一个把人分成三类的前提，一类是“圣人”，一类是“我辈”，一类是“最下”。“我辈”在这里其实指的就是士族阶级，尤其是士族阶级中的精英分子，“最下”指的就是广大普通老百姓。在王戎看来，普通老百姓即使在感情问题上也是不能与士族相提并论的。名士们是多情的，并且以此自豪，他们认为普通老百姓则是麻木的，不懂感情的。

    再举一个例子。东晋著名的清谈家刘惔，曾当过京兆尹，为人以方正著称。《世说新语》有《方正》篇，里面有许多作风“方正”的故事。所谓“方正”，有的时候是讲为人正直，但有的时候其实就是端架子。有一次刘惔跟好朋友王濛一起在外面走，到了中午还没吃饭，有一个认识刘惔的平民特别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要款待他们两个，刘惔却坚决推辞掉了。王濛说他，正好肚子饿了，人家又盛意邀请，我们就将就点，聊以充饥嘛，干吗要那样推辞掉呢？刘惔回答说：“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小人”在这里指的是普通老百姓，非士族阶级的平民，不是道德意义上讲君子小人的小人，“作缘”就是打交道。刘惔这句话是说，非士族的平民是不可以打交道的，言下之意是这样就会降低自己的身份，或者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魏晋社会里，所谓士庶之分是很严格的，士就是士族阶级，庶就是庶民c平民，非士族阶级，士庶之间是不能通婚的，连往来都很少，用当时的话讲是“士庶天隔”。所以刘惔讲这话并不奇怪，基本上是当时士族阶级的普遍观点，只是刘惔的“原则性”很强，宁可饿肚子也不跟平民打交道。不仅士庶之间，就是士族内部也有高门与寒素之分，两者之间差别也是很大的。例如前面讲到东晋初年的名臣陶侃，父亲是东吴的将军，并非平民出身，但是因为父亲死得早，所以早年孤贫，在士族中属于寒素，就只能在县里做一个小吏。但是陶侃少有大志，不甘心困守故乡，所以努力巴结知名人士，希望得到他们的荐举。有一次同郡名人范逵带了一群仆人去洛阳，路过他家，到他家借宿，他觉得是个好机会，想好好招待一下。可是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幸而他的母亲很贤惠，把自己的长发剪下来换了几斗米，又把房里的木柱砍下来做柴烧，把床上的草垫拿来喂马，使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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