逵一行受到很好的款待。第二天早上陶侃送范逵上路，送了一百多里还依依不舍。范逵非常感动，到了洛阳后便向当时的大臣荐举陶侃，这样陶侃终于有了做京官的机会。但是直到他被举为孝廉初到洛阳的时候，还有人把他视为“小人”。有一次郎中令杨晫带他去见大官顾荣，坐同一辆车，当时有个叫温雅的吏部郎居然对杨晫说：“你怎么跟小人一起坐车？”陶侃当然不是“小人”（即庶人），只不过出身寒门而已，但在出身高门的温雅看来，也跟“小人”差不多了。

    陶侃的故事告诉我们，在魏晋时期阶级的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出身寒素的士人，如果无人荐举，想有远大的前程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平民那就完全没有做官的希望。反过来，那些出身士族高门的人，十岁一出来就可以做到尚书郎c秘书郎c黄门郎这样清贵的官，不几年就可以升到高位，甚至有三十多岁头发还没有开始发白就做到三公的，当时叫作“黑头公”。这些出身高门士族的人升官很快，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才能和特别功劳，完全是借助家族背景，当时叫门地c门资c门庆。《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在《褚渊王俭列传》后评论当时的这种情形，说了几句很中肯很简洁的话：“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大意是，凡清贵之官，都出自门第很好的家庭，这些人只要随大溜，并不需要特别努力，就可以步步高升，做到公卿一级的大官。这就是当时的实情。当然，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着这种由血统决定地位的情形，从古至今大抵如此，不过在魏晋六朝的时代，由于士族把持政治的关系，这一点表现得格外明显罢了。

    以上都是小故事，但是可以看出魏晋时代阶级差别之明显，所以我们讲到士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成就，千万不要误以为魏晋人的生活都是高水准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士族阶级在当时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就低估他们的成就。必须明白，人类的社会结构向来都是金字塔形的，直到现代一些发达国家才开始形成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金字塔顶端向下面逐渐扩散的，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最早都是由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所拥有所享受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些文明最终有可能影响整个社会，从而推动人类的进步。

    由于严格的士庶之分，魏晋社会的普通老百姓是不能跟士族阶级相比的，不仅生活水准和文明程度远远低于士族阶级，在某些特别的情形中，例如门阀士族中的奴婢阶层，甚至不被当作人看待。西晋时有一个大贵族叫石崇，这个人是出名的奢侈而残忍，《世说新语》里《汰侈》篇的第一则故事就是讲他的：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石崇请客，让美女向客人劝酒，客人如果不喝，说明这个美女魅力不够，就拖出去杀掉。这里的美女就是漂亮的婢女，石崇是他们的主人，说杀便杀，哪里是把她们当人，简直就是当牲口看待。而那些婢女显然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汰侈》篇还有好几个石崇跟王恺斗富的故事，王恺也是个很富有的大士族，两个人比赛看谁更有钱更奢侈。当时的皇帝司马炎是王恺的外甥，居然也帮着王恺跟石崇斗富。有一次晋武帝送给王恺一株两尺高的珊瑚树，精美无比，王恺便拿出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仔细看了看，突然举起手中的如意把珊瑚树打得粉碎。王恺气得大叫，石崇却不动声色地说：“别生气，我马上就还给你。”于是叫他的手下拿了好几株珊瑚树送来，有三尺高的，有四五尺高的，且枝干美丽，光彩夺目，都比王恺的更好，说：“你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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