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福松（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年）。在他们之后有撰写《东方基督教》的多明我会士米歇尔勒基安（Michel Lequien，1661～1733年），还有本笃会士、拉古萨人安塞尔莫班杜利（Anselmo Banduri，1670～1743年），他编辑的《东方帝国》包括了重要的地形学和考古学材料。

    17世纪对拜占廷帝国的兴趣产生了重要的成果，特别是在法国。但是，拜占廷研究在18世纪遭到了最严重的挫折。理xìng主义的启蒙运动时代强调其“理xìng”、哲学思想和宗教怀疑论，轻蔑地看待整个中世纪史，对思想保守笃信宗教的拜占廷帝国特别蔑视，认为其历史不过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巧言丽辞和幻象神迹的堆积”（伏尔泰语Voltaire），是“连篇累牍的反叛、起义和yīn谋诡计”（孟德斯鸠Montesquieu），或者说的好些，是罗马光荣历史的悲剧xìng尾声。因此，查理勒伯（Charles Lebeau）在其《拜占廷帝国史》（巴黎1757～1786年版）中写到，拜占廷历史只不过是罗马帝国千年衰败的历史，而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lún敦1776～1788年版）中宣称，他的作品就是一部描述“蛮族和宗教的胜利”的作品。

    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强调勒伯和吉朋看法的不妥当，拜占廷学者没有必要证明其课题的合理xìng，更没有必要愤怒地驳斥吉朋的意见。勒伯和吉朋的鸿篇巨帙已经不再激起如此强烈的感情，人们可以在平和的气氛中评价其缺欠和其伟大的历史价值。因为勒伯和吉朋都是天才的历史学家，当然吉朋更伟大一些，他们的作品尽管存在某些不足，但仍然以其提供的史料而位列前茅。就是为了了解它们的不足，这些作品也值得一读，因为19世纪的拜占廷学者的作品大多偏重哲学和历史学的表述。另外，布瑞（J.B.Bury，1861～1927年）对吉朋名著的编辑（1897～1900年版）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编辑者增添了学术xìng注释和附录。

    吉朋对其命题有力的阐释对学者们产生了强烈的震慑xìng影响，使拜占廷研究的热情被抑制了近一个世纪。甚至到今天，对拜占廷帝国宗教发展的研究仍然经常采用吉朋的理论。但是，拜占廷研究并未完全终结。法布里西乌斯（J.A.Fabricius）的《希腊著述书目》对拜占廷文献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书（14卷，汉堡1705～1728年版，新版为12卷，1790～1809年版）。人们幸运地发现《论礼仪》的莱比锡版本，约翰雅各布雷斯克（John Ja-cob Reiske，1716～1774年）还为其做了注释，毫无疑问这堪称拜占廷研究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当然它带有时代的特征。这个杰出的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学者的注释在数十年里一直没有被编辑出来。哈斯（K.B.Hase）对执事利奥作品的编辑于1819年终结了拜占廷历史家《巴黎大全》的工作，并进一步激发了拜占廷研究。此后不久，尼布赫（Niebuhr）于1828年奠定了波恩出版的《拜占廷历史文献大全》的基石，他编辑了阿嘎塞阿斯（Agathias，532～580年）的作品。像尼布赫这样一个既无偏见又无轻视思想的人竟能使拜占廷帝国的历史意义得到明确。《波恩大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巴黎大全》的重印丛书，但它还是一部更加便利更加完整的丛书，其重要xìng是众所周知的。

    同时，在拜占廷历史的写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拜lún的朋友、希腊文化爱好者乔治范莱（George Finlay，1799～1875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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