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至少到1800年的整个近代早视亚洲的生产力、生产和积累都比世界其他地方要大得多。实际上，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发达。其次，欧洲的积累（参与积累）的增长可能完全得益于亚洲的积累。本书第6章（援引亚当·斯密）显示，欧洲是如何用它的美洲货币来购得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当然，如果没有亚洲的经济或经济运动，欧洲哪儿都去不成！也就是说，欧洲还会停留在原先的地方：从世界经济角度看，就是在原地徘徊；它也许只能通过大西洋“三角”贸易来寻找出路，而这个三角贸易区与亚洲的各个经济体相比，既小又贫穷。

    经过三个世纪在亚洲做生意的努力，欧洲最终抵达了（世界经济中的！）某个地方。其实，早在1500年以前，欧洲人就想方设法到亚洲做生意；亚洲财富的吸引力早就导致了12世纪以后欧洲十字军东征西亚的活动以及15世纪欧洲人到南亚和东亚的探险。本书第6章从世界经济和人口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的根源。从世界经济和人口的角度看，亚洲经济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我们的解释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通过把人口分析与微观和宏观经济分析结合起来，我们确定，1750－1850年间，人口与经济生产力的增长率出现了一个转折，从而导致亚洲和欧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jiāo换”。通过对世界范围供求关系的微观经济分析，我们证明，这种关系刺激了欧洲在节约劳动和资本、产生动力方面的发明、投资与革新。通过对亚洲和世界的周期xìng收入分配及其造成的有效供求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我们看到，这种有利可图的机会是由全球经济本身制造出来的。这些过程及其分析的结合就彻底打破了吉卜林所谓东方和西方永不相遇的死结。

    当然，这个‘东方／西方”死结完全是由于割裂非洲一欧亚历史以及世界历史而造成的。我们在本书卷首引用的希洛多德的名言早就警告过这种危险：西方（欧洲？）和东方（亚洲？）之间的界线纯粹是想象出来的，是西方人的一个虚构。真实的世界历史持续地（和周期xìng地？）往返跳越这种西方的“东方学”的想象分界线。在19世纪发生了这种跳越，在对世纪也可能再次发生这种跳越。

    （8）文明冲突的无政府状态中的“圣战与大世界’

    然而，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依然竭力否认这种多样xìng的统一，或者破坏和扭曲它。硕学鸿儒们甚至鼓动老百姓来反对统一xìng，利用报刊和其他媒体动员“我们”反对“他们”。最近一个时期，报刊成为西方硕学鸿儒们有意制造的耸人听闻之词的世界范围的载体与合唱。继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198，1992）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伯纳德·巴伯的“圣战与大世界”论（199，1995）、罗伯特·卡普兰的“无政府状态”临近论（1994，1996）和萨缀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1993，1996）。在“邪恶帝国”终结之后，这些论调敲响了西方的警钟，让人们警惕新的妖魔威胁，即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国。所有这些论调都是基于一种割裂了的历史观，即“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但是，在他们的眼中，这二者在一个遍布意识形态地雷的战场上相遇了，“西方”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世界“其他地区”（亨廷顿的说法）的侵害，尤其要防范伊斯兰世界的圣战。福山宣称，“历史的终结”是通过西方的“自由主义”获得的，但遗憾的是，“东方’和“南方”还受制于各种可悲的“传统的”‘育方专制主义”。卡普兰宣称，由于这些原因以及东西方之间的其他裂痕，导致了“世界无政府状态的临近”。

    虽然巴伯发现了一种全球日益趋向“大世界”（Mcworld）的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