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一种基本连续的历史进程运动中的“偏转”。一次是自1500起新世界被并入旧世界后的“哥lún布jiāo流”。另一次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人口和经济生产力以及资源受到的生态压力的“jiāo流”，这次“jiāo流”造成了300年前后的工业革命。但是，这二者完全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造成的偏转。在这两次变化中，欧洲人与其说是全球发展进程的开创者，不如说是全球发展进程的工具。

    （4）横向整合，还是纵向分割

    我们还需要在下述两种方法中作出选择：要么作传统的纵向历史研究，钻进一个或大或小的地区的时间隧道，或一个特定地点的特定问题（政治、文化或fù女问题）；要么从事弗莱彻（198，1995）所建议的那种全球横向历史研究和分析，至少在用前一种方法时也采用后一种方法。弗莱彻很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就1500年而言，我只看到许多自我封闭的历史著述”。由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大学引进了“地区研究”，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眼光、甚至更狭隘的地方眼光”，使传统方法及其使用者的视力变得更糟糕了（Fletcher 1985：39）。

    如果说这种实践本身就有缺陷，那么它被上升为理论和方法论后就更糟糕了。我（1978a）早就批评过佩里·安德森的下述说法：“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时间媒介：因为主要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时代恰恰是极其不统一的……不能用统一的时间来涵盖它们。……它们的年代是相同的，但它们的时代是不同的。”这种观点和理论取向以及安德森的主张本身在方法论上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理解任何一种绝对主义或者任何“年代相同”的事件。我已经敲响警钟，反对“安德森显然是想用经验的必要xìng来塑造历史学品格的尝试”（Frank 1978a）。我主张并且在本书第5章中重申：“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这种主张在方法论上是与前三个引申出来的理论启示——整体主义，共xìng／相似、连续xìng——是一脉相承的。

    弗莱彻也会提出同样的告诫。在本书第5章的卷首引语中，他呼唤一种尽可能涵盖世界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Fletcher1985：38）。可惜的是，弗莱彻本人未来得及这样做就去世了。不过，特加特在撰写《罗马和中国：历史事件相关联系研究》（1939）时已经这样做了。布罗代尔虽然对“局势”、“长时段”。“世界视野’特别敏感，但是正如第5章指出的，他在处理1762年、1772年和1782年的事件时却没有这么敏感了。尽管它们在世界范围的同时xìng如此醒目，他却把它们分别安排在完全按纵向联系组织起来的不同章节里。如果他在组织自己的“世界视野”时更注重横向联系，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我在还没有理解特加特、弗莱彻和布罗代尔的主张和做法之前，在我的（世界积累：1492－1789年）（1978a）中就是这样处理这些相同的“年代”的。借助于布罗代尔提供的另外一些数据，我（1995）在批评他的著作时以及在本书第5章中延续了这种做法。结果表明，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睛去看，1762年、1772年和1782年都标志着世界xìng的衰退，这种衰退导致或促成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我所看到的许多经济事件和政治事件。但是，无数论述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著作都不考虑这些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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