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甲这样的商品集散中心以及其他大多数港口和陆路中心的制度形式和活力当然取决于它们扩大还是缩小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但是，在它们身后进行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内地也是如此。我对1520－1630年墨西哥农业的研究就显示，招募和组织劳动力的一系列制度形式乃是当地对世界经济周期变动所作出的回应（Fran 1979）。在本书第2．3、4章，我们已经看到孟加拉边疆（Eaton 1993）、中国南方（Marks 1997a）、东南亚（Lieberman1995）和奥斯曼帝国（Islamoglu－Inan 1987）类似的制度调适和发展。甚至相关的“文明”或“文化”的变量也不是那么具有决定xìng或独立xìng，因为它们本身也是由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与进程衍生出来的，并且依附于这种经济结构与进程。那些主要从当地、民族或地区的所谓文化因素或阶级因素来说明或解释当地的发展的尝试都是坐井观天。它们忽视了最基本的世界经济海洋的变化，而当地的变化往往只是表面的波浪和现象。总之，仅仅和主要基于当地原有条件来说明当地的发展特征和因素，而不考虑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功能，只会导致忽视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因此，我的第五点反驳是，即使是最好的比较研究也违背了整体主义的基本要求，因为它们没有研究全球整体和世界经济／体系，不是从全球整体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引申出需要比较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构一个关于这种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及其运作和转变的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分析，因为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及其运作和转变塑造了那些制度形式本身。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土耳其杂志《Metu》1995年专门讨论研究欧洲史的新方法。这一期杂志可以成为一个生动的反例。该期杂志刊登了约翰·霍尔的倍于“西方的兴起”的理论解释》以及一组土耳其学者的评论。霍尔（1995：231－232）承认自己“颇为得意”，因为自己“能够（对西方的兴起）提出一个全新的说明”，“将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决马克斯·韦伯的问题”。他首先考察了中国，并简略地提到伊斯兰世界和信奉印度教与佛教的印度。他还是像原先（Hall 1985）那样，强调这些地区相对于欧洲的短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不发展是因为帝国制度，印度是因为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伊斯兰世界是因为游牧民族的部落文化；这些地区都没有欧洲的那种独特的国家与国际体系。这样，霍尔不过是兜了一个新圈子，又回到了陈旧的欧洲特殊论。一位土耳其学者把自己的评论称作“更像是为霍尔先生辩护”。他说：“我认为，大多数反对意见本身是缘于某种误解。”遗憾的是，他的土耳其同行的“反对意见”仅仅驳斥了霍尔的欧洲特殊论和实证比较的一部分。他们自己没有提供别的解释，甚至根本没有提出一种整体主义的思路，而只有整体主义的思路才能在统一的世界体系中对欧洲人和奥斯曼人加以比较，而且把二者联系起来。我们在此只是刚刚开始做这项工作！最后，“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就已经因它们对所比较的特征或因素所做的选择而变得没有价值了，除非这种选择本身是出自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对所比较的特征或因素的选择只是出自对世界某一部分的关注，这一部分或者是英国，或者是欧洲、西方，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从马克思和韦伯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这种研究只是借助欧洲的路灯，牵强附会地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来寻找需要解释的东西。而真正的任务应该是首先用望远镜来获得一个全球整体及其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体图像。只有那样才能揭示我们需要用放大镜来极其小心地观察的消极特征或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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