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军队来确保民众的屈从，农村因此而遭到毁灭。”这必然会降低大众的收入与国内有效需求，导致工资劳动供给的低廉价格。实际上，哈比布（1963a：324－329）也证明，农民受到的剥削越来越重，因而逃离土地，可想而知，增加了城市和其他方面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这种情况也大大促成了莫卧尔王朝的垮台和马拉塔人的取而代之，而后者甚至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阿里（1975）也援引哈比布的观点来证明，农业方面的剥削日益沉重，从而导致了农民起义和柴明达尔起义。（正如恩格斯与霍布斯鲍姆后来指出的，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挣钱谋生的机会越多，对工人的剥削越重）。

    那么，亚洲的收入分配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相比怎么样呢？亚当·斯密（［1776〕1937：72）在谈到中国时指出，那里的最穷阶层的贫困程度远高于欧洲，因此欧洲的最低收入也比中国或许还有亚洲其他地方的最低收入高。另外，亚当·斯密（［1776］1937：206）还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实际劳动工资以及劳工用工资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实际数量低于欧洲大多数地区。

    但是，波梅兰茨（1997，私人通信1996）则认为，印度的收入分配确实比欧洲更不平等，但中国比欧洲更平等。不过他也指出，中国劳工能够获得农村的家庭支持来解决某些生计，而欧洲和英国的城市工人已经没有这种支持了。波梅兰茨认为，因此，即使中国的收入分配与欧洲的木平等程度一样，中国工人也能接受比英国或西欧低的工资。就此而言，中国农村的家庭支持就可以被认为是相当于印度那种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的一种“功能替代品”。

    但是，更重要的是，波梅兰茨的看法可以换成另一种说法：无论中国的收入分配比较而言是什么情况，工资商品①还是比欧洲、尤其是工资较高的英国相对地、可能绝对地低廉。也就是说，相对于机器和其他动力的成本而言，由于工资商品低廉，即使中国和英国的收入分配状况相似，在中国使用更多的劳动和较少的资本就比在英国更经济合理。但是，不管这些低廉的谋生工资商品是通过什么制度机制分配的，它们只有通过中国的那种农业才能获得，这种农业比英国和欧洲的农业更具有生产力，因而能够更廉价地生产出这些工资商品。这些看法也就肯定了另外两个观点，或者至少与那两个观点前后呼应：正如马克斯（1997）所宣称的（见本书第4章），中国的农业更有效率；另外正如伊撤可（1973）和我所认为的，正是中国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阻碍了其他经济领域里节约人力的技术革新和从事资本经营的投资。

    从相应的物价水平的差异中或许也能找到另外的答案。货币计量学说（认为物价随货币量的增加而上涨）也许不是太容易理解。但是，事实表明，一般来说，距离白银／货币来源越近，就越容易获得白银／货币，物价水平就越高；距离货币来源越远，就越难获得货币，物价水平就越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欧洲肯定更接近美洲银矿，因此也比西亚、南亚和东亚更早更多地获得白银供给。我们不是看到，欧洲（更不用说北美）较高的物价和较高的工资结合在一起依然使大多数欧洲人过着与大多数亚洲人一样、甚至更差的生活，而亚洲社会金字塔底层却提供了更多的低工资劳动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拜罗克、麦迪逊等人所说的，欧洲的高工资与亚洲的低工资也应该是与很可能相近的生活水平相匹配，甚至与欧洲可能更低的生活水平相匹配的。如果说这种收入分配在亚洲更不平等，或者如果中国、甚至印度也有前面所说的那种低廉工资商品所凭借的“功能替代品”，那么亚洲的低工资就与其低生活水平更匹配了。这种情况也就使欧洲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尤其亚洲市场上、甚至欧洲市场上都竞争不过亚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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