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力求对马尔萨斯和博瑟鲁普两家对立的观点作一番“综合”。由此，他至少建立了六个不同的模式，阐释人口与技术的变化或不变可能会如何相互作用。

    我所提出的关于大约1800年之前欧洲先于亚洲发生的迅速技术变革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解释”，可以说是基于李的一个假设模式的变种。我的解释不是马尔萨斯式的，因为后者不考虑这种技术变革；也不是博瑟鲁普式的，因为后者把这种技术发展归因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因此，与李的模式不同，我的主张不是他们对立观点的综合，而是对二者的否定。实际上，我的主张是与博瑟鲁普对立的，而不是与马尔萨斯对立的。我的主张比李的观点“更抽象、更概括”：亚洲更高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欧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产生了这种刺激——在与亚洲的竞争中！在李的六个“假设模式”中有一两个考虑到这种可能xìng，但是李似乎没有深入探讨这种可能xìng。我的论证远不如李的模式、表格和方程式那么精致，但是我的方法可能更贴近现实，因为我引进了三个新的变量，把李的模式变得更复杂充实了——但最终简化成一个符合真实世界的解释。这三个新因素是：（1）我把亚洲、非洲和欧洲放进同一个全球经济的世界经济篮子里，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论点和思路；（2）我对各经济区域内的收入分配、劳动供给及其价格、对产品的需求都加以区分，进而也把整个竞争的世界经济中的各地区经济之间加以比较（基于第一个因素）；（3）我强调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本和各个地区的这种资本来源（或资本缺乏，或资本流入），而不是那些投入资本、生产节约人力和（或）产生动力的设备器械的经济区域。

    由于李没有对这三个变量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他没有注意到加入这三个变量后可能造成的模式“运动”。我可以先简略地描述一下这种“运动”：在1800年前后，欧洲发生了技术进步，而亚洲没有发生，因为亚洲具有更高的人口增长，但其收人分配也更加两极分化，而且缺乏资本。非洲也没有发生这种技术进步，因为那里的人口与资源的比例比欧洲低得多；而且非洲根本没有像欧洲那样获得外界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本。

    （2）一种高度平衡的陷阱？

    让我们再重新回顾自1400年开始的这个长期的“A”阶段扩张，看看亚洲和欧洲的经济与社会为什么及如何会越来越分化。正如我们在第2、3、4章中看到的，自140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扩张伴有生产的重大增长。正如在第2．4章中看到的，这也使得亚洲主要经济体尤其自17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人口大增长。因此，正是世界经济扩张在亚洲主要核心经济体和社会产生了这些后果，而且这些后果在亚洲比在比较边缘的欧洲更明显。因为更富饶的亚洲经济对新的美洲货币的流入作出了“更好的”回应。

    欧洲、美洲和非洲不那么富饶、也更边缘的经济不可能那么迅速和那么大规模地通过更高的生产力作出回应（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欧洲反而至少经历了更高的通货膨胀（正如第3章指出的）。另外，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直到1750年，欧洲的人口增长还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从1600年到1750年，人口增长率仅仅是18世纪后半期的1／4（Livi．Bacci1992：68）。因此，欧洲的工资也一直比亚洲高。

    另一方面，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世界和地区经济增长促成了人口增长和强化了生产对资源的压力，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从而制约了国内对大众消费产品的有效需求。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同一个结构和进程迫使生产的工资成本下降，而又没有强化促使人们向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生产技术进行投资的价格刺激。亚当·斯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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