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美瑶股匪派人到枣庄与官府谈判时，有记者问山中“军火从何而来？”

    土匪代表回答：“皆由军队方面供给。”“我等既无制造局，全靠各处供给。大概大批由军官处设法，小批向兵士中零购。”“军队与我等开一次火，即我辈多一批军火。盖捉住一兵，仅扣留其qiāng械，而另给金钱以送还之。且官兵用去子弹百颗，即可向上峰报称用去千颗，所余之九百颗，即售与我辈。”

    1923年，因山东临沂附近七县匪祸相连，田中玉派第五旅所部在各县剿匪。却不料未久当地人传出话来：“五旅不去，沂难未已。”原来土匪的qiāng弹均用重金向第五旅购得，五旅不来，土匪子弹匮乏；五旅来后，土匪子弹充足，匪势更炽。

    官兵除了通过出售qiāng支弹yào获利外，还可从土匪处得到鸦片，因为民国时期烟禁越严，烟价越高，得到鸦片有时胜过银元。guó mín dǎng湖南当局有一次派第七十三旅官兵，去湘西古丈县围剿匪首张大治。该旅甫抵古丈地界驻下，半夜时分，即有人给旅长送来十几只大瓮。旅长逐一打开验看，见全是黑油油的上好烟土，不觉大喜，当即命人用麻袋装了六七百支qiāng和大量子弹，jiāo给来人，并嘱其向张大治表示谢意。随后，他下令部队开拔返回；向上司报称进剿失利，折损qiāng械若干，又因林中瘴气，士兵患病，不得已而归来。

    黎元洪通缉阜阳保卫团长兵匪难分的第四种情况是官兵利用匪患而祸害百姓。前面曾叙及1922年11月初，老洋人曾攻进皖西阜阳县城大肆劫掠。两天后，官军前来围剿，老洋人才率队离去。这时，先前逃得远远的阜阳县保卫团士兵先行进城，到被搜劫过的各家富户商号去二次搜劫。在汇昌和钱庄，经理马俊峰热情地欢迎进店的士兵，请他们喝茶。不料士兵们把经理一把推开，声称他们打跑了土匪，应当慰劳慰劳，随即便径直开始搜索、抢劫。

    他们把刚刚从夹墙里取出的一箱银元拿走，后来听说有夹墙，便到处敲打，果然寻着，把里面藏的银元、烟土全部抢走，临走连仆人们盖的被子也抢去。马俊峰在士兵的qiāng口下动弹不得，待士兵走后，大骂：“这些保卫团比土匪还坏！”

    事后，阜阳县城商民向安徽督军马联甲投诉。马联甲因保卫团团长倪道煦是自己老上司倪嗣冲的亲侄子，对此置之不理。商民又向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告状，黎元洪下令通缉捉拿。倪道煦与安武军的团长倪金镛逃往天津租界，至1928年才被逮捕正法。

    官兵因匪患而祸害百姓还有另一种情况，即任意以窝赃、通匪等罪名，残害百姓。因为大多数土匪都是在家乡附近活动，因此许多安分守己的农民往往与匪徒沾亲带故。官兵剿匪时，不问胁迫还是自愿，也不问有无联系，便给这些亲戚、本家、同族、同村，统统扣上通匪、资匪的罪名，吊打、拷问、敲诈勒索，甚至烧房子、杀人，一人为匪，株连全家乃至同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行径，不仅使为匪的铁了心干到底，便是有些无辜百姓往往也索xìng上山入伙，报复官兵。1943年，guó mín dǎng派了三个师围剿湘西匪首瞿伯阶。为断绝土匪的粮食来源，官兵实行归村并寨，把小村小寨的居民驱往大的村寨聚居。当这些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百姓被集中起来时，有军官问：“你们说，国军和瞿伯阶究竟哪个好？”

    百姓们气愤地回答说：“国军也好，瞿伯阶也好，就是我们老百姓不好！”这种回答正道出了官兵、土匪共同祸害百姓的本质。

    孙殿英烧杀亳州城

    下面再介绍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几乎包括了上述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四种情况。安徽亳州是老北洋系、毅军首领姜桂题老家。这里在陇海铁路通车前，因有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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