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更加凶猛、残忍。

    士兵哗变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决不亚于匪祸。20年代初，皖北涡阳县西义门集因屡遭匪祸，1923年4月，遂有安徽陆军第三旅一团二营来此驻防。该营一应物品悉由当地商民供应。不料6月10日夜间10时左右，该营部分士兵哗变，在qiāng杀了一名连长和一名排长后，即朝天开qiāng，拥出营房，抢劫镇上商民人家达数小时之久。居民梦中惊醒，fù啼子号，恸哭之声闻于四野。民宅被搜劫，一片狼藉；居民2人被打死，全镇损失财物折合30余万元。天明后，100多名变兵携qiāng挟赃而逃。营长魏殿英随即召来镇上商会会长及头面人物，非但无一句带兵有失的自责，反而严厉命令各店必须照常营业，不得对外声张此事，掼失的100多条qiāng全部由商民集资赔偿。旧社会兵匪难分，由此可见。

    而且，由士兵转化而成的土匪，经历过军阀混战，胆量更大；经过一定的战术训练，更加机动灵活；对军队剿匪的规律熟悉，更加狡猾。因此，若一股土匪中有一批士兵作为骨干，或有若干中下级军官参与策划，指挥，其势力将会很快地壮大起来，而且极不易彻底清剿，故危害xìng更大。

    “嵩山大学毕业生”

    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第二种情况，是土匪被招安收编为官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向有传统的。远的不说，仅清朝末年所收抚的匪首，后来在民国时期发迹显赫的，其数量即十分可观。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曾任吉林督军的张作相、当过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当过热河都统的汤玉麟、当过绥远都统的汲金纯、老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曾任广西督军的谭浩明、当过广东省长的李耀汉等许多人。民国以来，则有后来曾当上直隶督军的褚玉璞。他曾在山东抱犊崮一带为匪，经由民初安徽都督柏文蔚派人收抚，在10几年的军阀混战中，迅速飞黄腾达起来。至于督军、省长以下，招安匪首当上军、师、旅长的，则几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了。

    收编土匪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官兵无力或无法剿灭该股土匪，只得改剿为抚。例如，20年代前期，孙美瑶和老洋人都是因为绑架了洋票，官兵围剿时投鼠忌器，只得改用招抚办法。又如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流窜为祸于华北七省的山东巨匪刘黑七，人多势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多次派兵进剿，劳而无功，百般无奈，只得派员招抚收编。

    二是军阀混战，急需扩大实力、减少阻力，因此招编土匪队伍。这在19231924年间的四川军阀混战中，最为突出。本书介绍川滇黔匪祸中已有叙述。同一时期，在湖南发生的谭延与赵恒惕的战争中，双方也都急相收编土匪队伍。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后，蒋介石为利用河南土匪来对付冯玉祥，乃任命张钫为代理河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总指挥，专门收编土匪。其时经张钫收编的大股土匪计有：许昌、宝丰之间的李万林股为一师，临汝县的范龙章股为一师，宜阳县的王殿阁股为一师，嵩山地区李万如股为一师，自由县（今名伊川）赵冠英股为一师。这其中还不包括收编的那种类似土匪的地方民团。1931年冬，张钫带领这一批杆匪出身的师长们，乘火车到汉口拜见蒋介石。蒋介石劝勉有加，并赏给每人500块银元作为见面礼。

    三是匪首们本身把当土匪作为求官进身的捷径，以招安收编为追求目标。湘西巨匪瞿伯阶从1927年开始为匪，到1939年仍是另一匪首师兴周手下的一名营长。当时他家乡龙山县有三个黄埔军校毕业生：萧瑞禾、向阳、杨亦九，均不得志。三人商量后，于1939年底走访瞿伯阶，对他说：“现在玩qiāng杆子，小搞没得办法，终究出不了头；只有搞得越大，越有办法。搞大了，我们帮你活动，编师、编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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