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不一样。黑龙江兵团有48万多人，主要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大城市的知青，有老高三还有大学生。同时，还吸收了部队重视文艺和文化工作的传统。

    　　我们不但有兵团战士报，甚至每个连队都有宣传队；团一级的宣传队水平很高，有的甚至可以排全本的样板戏，包括舞剧；师一级宣传队，可以和市级的歌舞团相媲美，甚至水平更高。

    　　有一年，9、10月份，哈尔滨市举行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团的文艺大汇演，将近一千多兵团宣传队员集中在这里，穿着草绿的军装，虽然没有肩章帽徽，按今天的说法，都是颜值很高的男女知青，甚至惊艳了当时正在哈尔滨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

    　　我们办油画班、国画班、版画班、小说创作班、诗歌创作班、曲艺班，这些知青后来大多当了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的教授，或是进入了国家各类的演出团，还出了许多画家。

    　　另外，我们不但有自己的报纸、组织知青进行创作，而且还被外文局的工作人员翻译成外文，与人民画报等知名刊物一起上了飞往外国的航班，在那个时期就“走出去”了。

    　　然而，我的同代人十之七八可能除了课本没有摸过任何书籍——由于各种困难，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与书籍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非常遗憾！

    　　那时候，书可是宝贝！当年的人口是7亿5千万，假设当年的一本最畅销的书籍发行100万册，这意味着700个人里才有1个人可能买到这本书。

    　　但是，实际情况是，在普通中学里，一千四五百名学生中，喜欢读书的最多不会超过10个。

    　　这常常使我思考：如果当年爱读书的青年比例更高一些，中国社会的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3命运因“华山论剑”而改变

    　　复旦的老师从上海飞到佳木斯，在兵团战士报上看到了我的一篇小说，就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到黑河、再到我们团。

    　　那时，我正在木材加工场抬木头，团里通知我，有一位上海来的朋友要见你，要跟你聊一聊。我以为是搞外调的，可能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我没听说过复旦大学，也不认为它是好大学。而且，我对上海的印象也不是很好，所以也没有当回事。

    　　他跟我谈文学——你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吗？又问我怎么评价他的著作。

    　　两个人可以在那么高的层面上没有顾忌地谈论这个问题，有点华山论剑的感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他嘱咐我，以后不要说任何类似的话，在三四个月内你不要做什么错事。但是，他没告诉我三四个月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回到连队时，有上海同学问，你见的是上海什么人？我说复旦大学来的。

    　　我复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他们扼腕叹息，你错过了一次机会，那肯定是面试。

    　　几个月后，我们团就接到了通知书，而且通知书注明必须是我。

    　　在当时，如果团里认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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