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议员代表陪同)到当地动员店主、已知的社区领袖和所有地方组织领袖，协助他们制定计划。过后这些人会欢迎我到他们的选区，同我一起讨论他们的问题和需求。我坐敞篷吉普车前去，扬声器装在车上，麦克风拿在手里，向民众讲话。我规定了在哪些地方停留，他们早就集中在那儿等候。我们的计划成功了。共产党人在全民投票中一失败，人民知道他们只争取到25％的空白票，人人都振作起来。他们现在准备站起来支持我们。

    店主和基层领袖会用沉甸甸的大花环欢迎我。花环采用的是万寿菊、鸡蛋花，有时甚至是胡姬花，比较穷的团体用纸花。这些花环用金属丝装饰和扎起来。华族代表向我献上绣了名字和表明支持我们的金色字句的锦旗。我把数十面锦旗收集起来，悬挂在他们最后请我参加露天晚宴的地点。晚宴是10人一桌，至少开20桌，有时多达50桌，由成功的店主出钱招待我和他们选区的领袖。

    访问非常成功。我提出了反对陈修信和敦拉扎克的无理要求的论点，人们纷纷支持我。访问过的群众越来越多，有地位的人也越来越多。领袖们急于欢迎我，让人们看到自己支持人民行动党政府。跟随我一起访问选区的官员采取后续行动，听取人民对铺路，开渠，供电，安装路灯、水龙头以及设立诊所、学校和民众联络所的要求。容易处理的要求他们马上处理；比较难的，能做到的话，我答应研究并满足他们。对传播信息以应付共产党人的宣传来说，联络所是有用的。我们开始建造。那是简单的木结构建筑，石棉天花板，水泥地面，装上电灯，有把吊扇、一张乒乓桌、一张康乐球桌、一台黑白电视机。

    一路上我不时得停下来，耽搁了时间，欢迎委员会会等上几个小时。老大娘和小姑娘会要求我处理个人的问题。印度人会带我到庙宇去。在我要走的过道上撤鲜花，并在我前额涂上一个彩点。那是表示尊敬贵宾。华人也会把我带到他们的庙宇去，在门前敲锣打鼓舞狮欢迎我。总理光临他们拜神的场所，对他们的信徒来说是好事。我会在神坛前烧香，神坛上供奉的一些是佛教神祗，一些是道教神祗。马来人会出动由12到14个拿着铃鼓和手鼓的年轻人组成的鼓乐队欢迎我；老人会把马来饰帽戴在我头上，那是用锦缎摺成的头饰，通常戴在领袖头上。

    社阵的支持者会在一些道路两旁喝倒彩，发出尖厉的嘘声奚落我。一天我经过华侨中学，四五十名学生用手帕遮住脸的下半部，高举谴责我背叛人民的标语牌。有一天下午，在黄埔，前臂刺上私会党歹徒花纹的社阵流氓包围我，企图把我推进大沟渠。保安官员迅速干预，坚决对付他们，使我得以离开。亲社阵的工会会员在会所楼上高声漫骂。一天晚上，他们在芳林区高声恫吓我，在天台展示抗议布条。我叫电视台人员把灯光对准他们，拍下他们的镜头，他们把灯关掉自动消失。我请他们现身，下来跟我辩论，他们不干。我向四周数千人指出，当群众公开同共产党人对抗时，他们就把灯关掉躲进黑暗里。

    这些访问很累人，也耗损精神。星期日早上我八点就动身，平日则在午餐过后不久。下午总是又热又潮湿。在每个停留站我会发表10到15分钟的演讲，用两三种语言也许得花上半小时到一小时。有时一天演说10次，每次都分别用马来语、英语和福建话或华语，总会大汗淋漓。我会随身带着三四件背心和衬衫，不时悄悄溜进厕所或商店后面换上干衣服。我也带上一条小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每天握手没有几千次也有几百次，不时有人使上了劲，把我右手握得青肿疼痛。背部由于撞到吉普车的金属横档，也青肿疼痛。为了让右手休息，我学会伸出左手，同时把自己的虎口贴紧对方的虎口，以防手指被人挤压。吉普车的横档后来缠上厚厚的毛巾以减轻碰撞。

    当时我还年轻，不到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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