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力充沛。民众的热烈反应鼓舞着我。我说福建话和华语，使华人深信我不是英国的傀儡，而是为他们的前途进行斗争。马来人支持我，因为他们看到我跟华族共产党人斗。印度人人数少，感到害怕，发现我同各民族打成一片，跟他们说巴刹马来语和英语，以至用泰米尔语向他们问好，感到放心。

    一座精致的象牙雕

    访问一次比一次成功。消息通过人们在咖啡店里的jiāo谈，通过报纸和电视的报道，很快就流传开来。人们的热情迅速高涨，尤其是店主和社区领袖。我成了政治上的"流行音乐明星"。许多店主原来就反对年轻的共产党人，却不得不捐钱给他们，现在有机会表明自己真正支持谁--支持我和政府。我在讲台上的时候，他们不但亲自送来花环和横幅，还把家中陈列橱里的纪念品带来，缠上一条红丝带，外加一张红卡写上姓名住址，祝我好运。我忘不了的一件礼物是一座年代悠久的精致的象牙雕，雕的是一艘大帆船，用一块黑漆板托着，装在玻璃盒子里。这是主人最珍贵的艺术品。他是个店主，50岁左右，两鬓灰白。他用福建话祝我幸福长寿。这件艺术品至今仍然摆在我的会客室里，是我珍爱的礼物。它使我想起人民对我充满热情并接受我为领袖的令人振奋的时刻。这些小店主对我的信任，鼓舞着我继续战斗。

    访问的成功导致林有福在议院质问自治邦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但是我能回答说没滥用公款，因为接待和购买点心的开支全是人民自掏腰包。这应该归功于组织者，他们为能争取民众支持我而感到自豪。地方领袖乐于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欢迎我和跟我一起坐在台上或是晚宴桌前的镜头。形势变了，我感受得到。

    跟随我访问选区的官员逐渐树立了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他们千辛万苦地完成了许多次访问。听我解释以及对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运提出劝告之后，他们开始跟我认同。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们一起面对冷淡、毫无反应、有时甚至采取敌对态度的群众。随着我逐渐取得突破，同人民相处融洽无间，他们认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这些人包括开吉普车的马来司机。他必须静静地坐着，听我用他听不懂的语言演说数百次，直到我讲马来话时才精神为之一振。还有兽医部官员、管理公路和沟渠的公共工程局官员、供应水电的公用事业局官员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等。

    他们都为我欢呼打气，包括电视台的华族女录音员梁兢冰。她的丈夫蒲德华当时是lún敦《观察家报》驻新加坡通讯员。蒲德华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绘了她的经历："有时我们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到达，突然间灯火通明，有人喝彩，有人喝倒彩。在一片喧哗之中，他会精神振奋，推开人群走动，对围绕身旁的舞狮队员笑将起来，全然不把砰然bào开的鞭pào放在眼里，毫无畏惧--他脸上曾被灼伤过一次，却置之不理。我们确实感到自己是个团队，就像一支部队，为他感到自豪。那是情不自禁的。"

    对我的成功来说，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电台福建话节目的高级主持人谢正直。他自愿成为我的老师，留意我在演说中犯下的严重错误，第二天跟我一起坐下来，指出错误，教我正确的短语，有时教我几句简洁有力的成语。但这不是他提高我的演说水平的唯一办法。说话说得太多，过于疲倦，往往使我声音沙哑。一天晚上我在中巴鲁用粗嘎的嗓门说话，他递来一包切成片的洋参，包洋参的纸上印着邻近yào材店的商号。在他劝告下，我不再含润喉糖，而是把一片洋参含在嘴里，马上见效，口舌生津，喉咙清凉起来。自那以后，访问期间我口袋里总带着一包切片洋参。

    电视也使我的演说效果大为加强。1962年9月在lún敦的时候，阿历佐西曾经安排让英国广播公司的休伯内特对我进行电视模拟访问，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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