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煌言入城之后，寻了一间客栈住下，向小二要了些饭食用过，仍在回味那篇讨虏檄文。

    他今年刚好三十岁，崇祯十五年考中的举人，虽然是文举，却以“慷慨而知兵事”闻名，算得上文武双全的儒将，博洛率大军南下后，他在浙东四明山一带长期领导抗清义师，对各种檄文见得多了，自己还亲手写过两篇，对其中的高下优劣，以及隐含的政治潜台词都有非常敏锐的嗅觉。

    和常见的檄文相比，汪克凡发布的这篇《讨虏檄文》更加深刻，兼顾的受众面也更广，除了最重要的士绅地主和读书人之外，对普通百姓和敌占区的士农工商兵都有明确的政策引导，争取民心的力度就大了许多……檄文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争取民心，军心，这篇檄文把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了细化，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的利益考虑，就比空泛的号召更加有力。

    在风雨飘摇的崇祯年间，江南地区就像一处安稳的避风港，没有太大的战争和灾祸，无论士农工商兵，大家的日子都还过得去，清军南下之后，大部分人都不愿拼上身家性命去反抗，一起向满清投降……那个时候，抗清是少数人的事，士农工商兵的主体阶层都选择了投降，士绅地主以钱谦益等人为代表，军队以江南四镇和左良玉余部为代表，商人阶层以徽商、淮商和郑芝龙的海商集团为代表，普通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更是一盘散沙，只有少数明王朝的死忠仍在坚持抗清，所以一步步丢掉了南直隶，丢掉了浙江，丢掉了福建和江西。从弘光帝到潞王朱常淓、从福建的隆武帝到浙东的鲁王朱以海等等。这些明王朝残余势力建立的政权都相继被清军消灭或者击败。

    江南地区投降之后，换来的却是满清的种种暴政，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江南的士绅地主在明朝占惯了便宜。在清朝却要承受沉重的赋税，几十万明军甘做满清的走狗。但是骨头只有那么几块，像田雄那样得到重用的绿营将领只是个别现象，商人集团中，除了徽商抢下了盐政这块肥肉，大多数商贾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处境更加悲惨，没人关心他们的死活。

    多尔衮在江南地区推行各种暴政，虽然有错判形势的原因。但也是为了服从整体的战略需要。那个时候清军刚刚入关，北方各省都被打烂了，恢复生产要好几年的时间，清廷占领的地盘虽然很大，却没有捞到多少好处，为了进一步占领整个中国，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清廷撕下伪善的怀柔面具，对江南地区进行疯狂的掠夺和经济剥削……在明王朝时期，江南地区出身的文官最多。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在他们的拼命维护下，大明虽然亡国了。江南却依旧歌舞升平，富得流油，就像猪养得太肥连哼哼都懒得哼哼，正好送到多尔衮的刀下。宰掉这口大肥猪后，清廷才有能力对南方各省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进攻，让十多万八旗兵都领上了铁杆庄稼，恢复京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社会秩序，在关内站稳了脚跟。

    说到底，清廷的战略其实还是以战养战。中国这么大，他们一口吞不掉。每打下一块地方都要连骨头渣子都嚼碎了才能罢休。江南地区的士绅地主和军阀们一开始对满清抱有幻想，以为投降归顺就能保住他们的富贵安逸。就像强盗闯进了家门，赶紧好酒好肉招待，以为能躲过一劫，但是多尔衮又怎么能让他们的小算盘得逞，你不造反我逼着你造反，一个剃发令下来，清廷在江南地区屠杀了上千万汉人，抢走了无数的财富，然后开始远远高过明王朝时期的残酷剥削（在顺治前期，清廷对江南一直课以重税，这个是有史料支持的，不多引用了）。

    士绅地主开始反抗，比如钱谦益辞官后一直暗中联络抗清；军阀开始反抗，比如金声桓，比如历史上的李成栋，还有郑芝龙投降后的郑家余部，直接举起大旗和清军作战；普通百姓开始反抗，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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