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堵起来，只留一条出入口，

    并将村内一些院落贯通，在适当地方构筑隐蔽的shè击孔。这样，一个村子就

    变成了一座地上“堡垒”。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我们抗日军民利用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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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桥、暗堡，村头、街中的挡墙以及村内、村外的地道打击敌人，坚持和发

    展冀南的游击战争。

    刘邓首长看到我们冀南太艰苦了，牺牲的干部太多了，为了保存干部，

    来电报征求我们的意见，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搬到平汉铁路以西办公。

    这是刘邓从战略上考虑的。我们几个领导开会讨论是搬还是不搬。师首长这

    样关心冀南，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讨论结果，都表示不能搬到路西去，留

    在原地咬紧牙关坚持斗争。群众对我们很熟悉，如果我们走了，对干部和群

    众的情绪有影响。只要我们留在冀南，不讲话也没有关系，在群众中走几趟，

    老百姓看到我们，同群众见一面，就是对群众的鼓舞，就有一种政治工作的

    作用，就能坚定大家的信心。老百姓看到我们的马，就知道这是某某的马，

    就知道陈再道、宋任穷和其他领导人还在这里。

    我们在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现在和我们刚到冀南时相比，大不一样。

    那时，冀南的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到了老百姓家里。大姑娘们都藏着不敢

    见面，躲着我们。经过一段群众工作，对我们了解了，就开始露面了。以后

    时间长了，彼此就更了解了，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同老头几、老太太、

    姑娘、媳fù，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好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住，而他们全家宁可

    挤在一起。那时的军民关系真是水rǔjiāo融。如果我们离开些日子的话，回来

    一进门，老百姓见了就说：“啊，又回来了。”他们好像是盼了很久似的，

    非常高兴地出来迎接我们。这虽然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包含着对子弟兵

    的深情厚意。这是经过多少工作之后，军民凝成的感情得到的一句话。我们

    进了院子，原来住哪间房子，还住那间房子，真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我们讨论的结果报告师部后，刘邓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领导机关没

    往路西搬，和广大军民一起，不管多苦、多难，一直在冀南坚持斗争。

    后来，中央考虑到冀南的回旋余地大小了，把冀鲁豫的三分区所辖之堂

    邑、冠县、濮县、清平、朝城、临清六县划归冀南，改成冀南第七军分区，

    赵健民任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兼地委书记（肖永智牺牲后由许梦侠接任），

    专员周持衡。我们跨卫河地区，活动余地就大了。实在困难时，可以跳过卫

    河休息一下。

    为了减轻发生严重灾荒的冀南人民的负担，1943年将骑兵团、七七一

    团、十团、二十团和二十一团等主力团，先后调出冀南。为了保存干部，抽

    出一批干部上太行、上延安。陈再道、刘志坚、范朝利、钟汉华等同志去了

    延安。徐深吉调太行后也去了延安。后来他们都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王宏坤同志也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还有一大批冀南的党

    政军干部到偏城参加整风抢救运动，称后梯队。在抢救运动中，出现了“左”

    的做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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