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使用暴力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种、也是不得已的方式，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制度就是社会个体和群体活动的舞台。

    在中国，政府显然把重点放在第三个层面上。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尽管社会自治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xìng（例如表现在村民自治的概念中），但在政策层面，自治的范围非常狭小。因为不能充分放权社会，社会发展缺少空间。而在一些地方，官员又把自治理解成为放任自由，缺失规制，导致黑社会盛行和无政府状态出现。在第二个层面，政府和社会建立伙伴关系不是中国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中，社会历来是政府的附属品、被管理的对象。政府和社会平等的观念的建立尚需时日。

    不过，政府所强调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似乎更为严峻。一方面是维稳过程经常倾向于过度使用暴力机器，另一方面甚至出现了国家暴力“私有化”的现象，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年曝光的“黑监狱”事件。而暴力的“私有化”更助长了维稳的暴力xìng。

    很显然，前两个层面社会秩序的缺失和暴力机器的凸显，促使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这种对立才是社会不稳定的真正根源。

    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共创举

    但是，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xìng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

    在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通过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民营经济很快在很多指标上超越了国有部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新兴群体，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使得执政党本身可以生生不息。

    同时，这些年来，政府也在努力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社会政策多年来是政府头等重要的议程，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由此看来，“社会管理”和“管理创新”往哪个方向发展，应当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在加快社会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走90年代的路，即把新兴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治过程中，就会促使社会管理走上一个可持续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xìng互动，最终造成强政府、强社会的局面。而如果是继续甚至强化这些年的“维稳”思路，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更加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xìng互动，最终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5月24日

    第六部分 民主与利益代表

    是利益代表危机还是利益表达危机？

    共产党高层提出“三个代表”，又提倡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正如高层所表达的，中共这样做是因为“中共要与时俱进”。这话并没有错，共产党如果要保持和社会的相关xìng，就必须随时调整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自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共面临的“代表危机”越来越严重。从传统上说，中共代表的主要是五个社会群体，即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以及党政官员，但改革已经大大改变了这种情况。从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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