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并不是新生事物。在人们的概念里，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权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严格的管制。但是，把社会管理作为单独的政策提出来，并把此提高到这样一个政策高度，至少改革开放以来还属首次。

    这一新政策既是以往政策的延续，也反映出要对以往政策作转型的一种要求。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凸现，各级政府把“维稳”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过分依赖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稳定。但很显然，维稳的手段缺少创新，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显现出越维越不稳的趋势。

    这并不难理解。每一个官僚机构产生之后，都会产生自我利益。这种自我利益不仅会促使这个机构无限膨胀，而且会与其设立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维稳机构的利益在于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稳定了，这个机构就会变得不相关了，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个机构反而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种事例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维持社会稳定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但中国目前那种缺少制度创新的维稳手段，如果不能及时转型，不仅不可以持续，其后果也会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中共高层所强调的重点，应是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创新。

    要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对社会管理的概念有一个理xìng的认识。历史地看，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另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在任何社会，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中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即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得到强化。一提到社会管理，各级政府官员很自然地把它理解成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如果要自我管理，那么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了社会，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种情形。

    对regcom change的误读

    在社会管理方面，中国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在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xìng循环。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在国家不给社会发展空间的情形下，社会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对所有社会事物的管理。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但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

    不管是社会自我管理还是“被”管理，都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学术界被称为regcom，或者政权形态。西方社会所讨论的“regcom change”，中文翻译成为“政权更替”。这个译法的意思并不是很确切。在一些非民主国家，西方政府利用那里越来越壮大的非政府组织搞政权更替，这使得“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变得非常具有政治上的敏感xìng。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反而会对政权构成威胁。但事实上，“regcom change”比“政权变更”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如果“regcom change”仅仅是“改朝换代”，那当然比较敏感。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更多指的是政权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要改变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种变化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就是对现存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变革，使其走上一种良xìng的互动关系，因此对政权和社会都有好处。

    很多人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在对立的意义上，就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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