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与时俱进，扩大社会基础，党开始向这些新兴社会团体敞开大门。执政党不仅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而且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参与政治。这样做表明党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也的确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但是党向社会单方面的开放并不能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因为这样做的逻辑还是一样的，即建制化，把新兴社会阶层纳入建制。这些群体除了在党内（或者政府内部）利用建制来追求利益之外，很难说能够为社会整体追求利益。实际上，新兴社会群体进入党内并没有改变社会对党组织和党员日益不满的声音。

    怎么办？如果建制化在任何社会有其必要xìng，那么要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就必须让党员（及其外围组织成员）走向社会，让他们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就是这里所说的“志愿者”化。西方政党的很多党员都是志愿者，尤其在选举期间。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党员并不多，普通党员大都是志愿者，帮助执政党的议员和部长联系民众。

    党员应走向社会重新获得使命感

    党员的“志愿者”化有助于培养他们对党的认同感。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党员越来越多，但党的认同感越来越淡。在中国，入党的过程本身就有问题。西方的政党是选举党，入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帮助党赢得选举。在中国，现在要求入党者（或者被要求入党者）的动机越来越功利化。理论上，入党还是要追求党的利益的，但实际行为上，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党的利益为何物。有人说，现在的入党的过程就是“假话”的社会化过程，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入党是一个“向上”（即对党组织、尤其是党组织中的个人）而非“向下”（即在社会上的实际表现和社会的评价）的过程，只要党组织（中的个人）认可了就可以入党。

    很多人入了党之后更是迷惑，失去了方向和使命感。他们既没有什么参与政治的机会，也不能站在社会的一边。对党的现状和问题（尤其是干部的腐败），很多普通党员是有认识的。但他们能够做什么呢？无能为力、失望，是他们的共同感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要比普通人更悲观。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旦这种感觉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党员（尤其是干部）就会变得毫无公共责任感，追求私利就会成为其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的目标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把普通党员推向社会，才能使他们重新获得使命感和责任感。

    更为重要的是，“志愿者”化有助于改革干部培养制度。中国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在体制内培养的，或者说都是在公务员系统培养的。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公务员，而非政治人物。很显然，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光靠公务员类型的人才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官员来自共青团系统，但共青团本身是高度建制化的，和党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要培养政治型官员，就要在官僚系统之外再建立一个体系，就是社会体系。官僚系统与社会脱节、“政治家族化”（即民间所说官二代、官三代）等现象的产生和持续必然导致“政治衰败”。培养政治类型的干部，就要超越建制化，即要靠社会培养党和政府的官员。一方面，要把大量的普通党员送到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群体中去培养、锻炼；另一方面，也必须从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吸收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如果不能从建制之外录用党的干部，党必然会因为和社会脱节而衰败。

    这要求执政党改革选拔人才、任命官员的制度。要改变现在光从（建制）官僚系统中产生官员的做法，把在很多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有良好业绩的普通党员选拔上来。从社会中产生的干部，社会的评估是最重要的。实际上，社会的评价是执政党合法xìng基础的重要来源。只有普通党员才能和社会建立有机的关联。通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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