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抓大”方面，因为公司治理制度不健全，也导致垄断和特殊利益的形成。这些垄断利益集团随意制定自己的规则，同样也破坏了社会契约。更为糟糕的是，地方层面往往官商一体化，各种类型的家族权力体系导致政治腐败。

    原有隐xìng契约关系被单方面毁约已经导致社会正义问题。新劳动关系中显xìng契约的签订更具有不公正xìng，很难说，劳动者在和资本方“签订”契约关系时，有权和资方讨价还价。或者说，这个契约实质上是单方面加于劳动者之上的。较之原来的隐xìng契约，显xìng契约的执行对劳方来说具有强制xìng，而对资方则没有这种强制xìng，因此更欠缺社会正义的因素。在资方能够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甚至是政府的力量（和各级政府的结合）的情况下，劳动者面对的是无助。

    新契约应实现基本社会正义

    这也表明政府和人民之间需要重新缔结契约。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往日的隐xìng社会契约，因为máo zé dōng时代隐xìng社会契约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再存在。社会契约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客观说来，中国也没有条件在这个阶段建立政府和人民间的显xìng社会契约，新契约还会是隐xìng的，但必须能够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很难实现社会正义。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由三种基本权力组成，即政府、企业和社会，分别代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这三者既互相依赖，又要保持一种均衡状态。很显然，它们现在处于一种不均衡状态。从民众的消费yù望低下到对前途感到不确定，都是失衡的表现。权力向经济方面倾斜，财富向垄断企业集中，而对社会财富分配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却大幅度减少。同时，政府在提供医疗、教育服务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分配差异越大。财富过于集中，既导致贫穷人口的增加，又阻止了中产阶级的发展。

    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隐xìng社会契约，政府必须扮演主角，在发展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强有力的协调。和所有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政府应当承担起规则制定者的责任，逐渐向企业和社会力量开放政治过程，限制垄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政府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够有所作为。没有政府的制度创新，就很难在企业和社会之间或者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从长远来看，民主政治是中国治理制度的基础，那个时候，显xìng契约会在中国实现。但现实地看，民主政治需要很长时间来发展。在国家转型到显xìng契约之前，必须重建隐xìng社会契约。没有这个隐xìng社会契约，执政基础就会不断被削弱，社会稳定就不会有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谐社会意味着一种基于新社会契约之上的国家治理制度。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2月25日

    第三部分 权力与腐败

    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和权钱jiāo易

    中国政治处于转型期间，各种新的现象时有发生。最近几年，政坛上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现象就是副省长竞选省组织部长。有数个省份的副省长宁可放弃现有的职位，而拼命竞争地位更低的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职位。共产党干部想在低一些的位置上任职，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的部门。现在，中央的一些部委想从下面抽调干部非常困难，大家都想在地方工作，而不想进北京。

    初一看，这令人费解。根据一般人理xìng的预期，政坛上的政治人物始终应该往上提升自己，而不是相反。但是既然这种现象普遍地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不同类型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动因。地方官不想进京或许是担心现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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