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新领导层虽不算高调，却在巩固权力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一方面是很好地处理了第三代领导人的政治遗产问题。在这方面，新领导层一直在强调第三代领导层“三个代表”的核心思想，努力推动在修宪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另一方面，胡温领导层也能够很好地处理领导集体内部的协调问题。在“非典”横行之时，外界非常担心胡温是否能得到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在抗“非典”的背后是否在演出一场高层权力争斗。但是，这种猜测并没有得到验证。

    纳入新兴阶层为势所趋

    不过，光从高层领导层内部的互动来判断新领导层的作为往往有失偏颇。人们对新领导层有信心，是因为他们所实施的新政和所传达出来的政策信息。新领导层所实施的新一揽子政策及其所表达的政策意向，可以说是他们和人民之间重签“社会契约”的表现。第三代领导层在强调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的时候，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新兴社会阶层，特别是有产阶级（私营企业家等）。共产党如果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把新兴阶级纳入统治体系。但是阶级力量的失衡会给中国政治体系造成不可估量的政治后果。

    正是因为认识到阶级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胡温领导层在从制度层面向新兴阶级提供保护（如私营企业主入党、为私有财产提供宪法保护等）的同时，再次努力把工人、农民拉回到官方政策话语的中心。“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三个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就是典型的以“人民”为主轴的政策话语。

    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层可以全然不顾人民的利益。笔者在前文中已指出，实际上，在人口的绝大多数和领导层之间存在着一种“隐xìng社会契约”。在这种契约下，政治人物为人民谋利益，而人民接受政治人物的统治，契约的缔结也就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政治合法xìng。

    中国最大的政治国情就是工人和农民依旧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哺育着新兴阶级，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说到底还是政权的基础。忽视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会犯下不可弥补的政治错误。不能因为新兴阶级有了政治重要xìng，就来破坏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这种契约绝对不可以单方面被废除。

    合法xìng基础会因失望而流失

    胡温领导层和人民新签契约已经造就了新的合法xìng基础，使人民接受新领导层。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期望也提高了。对新领导层来说，现在更为重要的是要履行和人民的契约。如果不能履行这个契约，人民的期望就得不到满足，新出现的合法xìng基础很快就会流走。就像一个民选的总统，如果光有空头支票，也很难得到人民的继续认同。

    如何履行契约？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的是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东西。在一些政策领域，新领导层已经在向人民利益倾斜。“非典”事件导致了相对政治责任制的建立。孙志刚事件导致了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求助管理办法》的生效。甚至在追讨农民工工资等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最高领导层也时有涉及。

    这些政策xìng的事务当然重要，但它们还是非常边缘的措施。偌大的中国，如果此类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最高层领导的干预，那么政权的运作肯定是无效的，也无以为继，更不用说为人民的利益提供制度xìng的保障了。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权力要回归人民，要让人民有表达自己利益的机制，提供给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制。中国并非没有政治参与，但参与管道对不同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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