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上尉对于李丰所说的谎言完全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在中国待了近八年的他，可从来不觉得中国的政府和达官贵人们有什么仁爱精神。

    而佩奇开普兰则主要关注着伯爵的反应，作为一名美国记者，能够获得采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这种欧洲文豪的机会也是不多的。

    如果不是俄国政府不愿意看着他在彼得堡四处乱转，整天和那些反对现政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往来，也就不会给他安排这样一个采访机会，把他哄骗到乡下来了。虽然在佩奇自己看来，他答应离开彼得堡是为了远离彼得堡密探局的严密监视，从地方上打开俄国政府想要对外隐瞒的暴政。

    当然，如果还能再捞到一个采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机会，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也是个意外之喜。佩奇开普兰来到俄国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揭发俄国政府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但也未必没有存有借助这样的大新闻竖立起自己的新闻号召力的。

    在这个时代，正是美国新闻界在国内最具有影响力的时代。从1783年美国诞生第一份日报《宾夕法尼亚晚邮报》开始，至今日美国日报社已经达到了2433家。

    最廉价的一份报纸，甚至只要1美分。可是现在美国每日发行的报纸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亿多份，在30年前这是一个月发行的报纸数量，而在一百年前每年也不过才发行33万份报纸而已。

    和欧洲的报纸主要面向上层人士、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不同，美国的报纸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化的文化消费，美国城市的蓝领工人下班后都会买上一份报纸在回家的交通设施上阅读，因此各家报纸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在这种报业繁荣的背后，是美国在19世纪末业已经覆盖全国范围的初等教育，和正在完善的中等教育。虽然美国人持有高中文凭的年轻人只有9，但是小学毕业的人数已经占据了适龄儿童的90以上，在欧洲只有德国的教育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而这也是一个美国本土文学兴起的时代，以杰克·伦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正改变着美国文化荒漠的局面。一个对列文托尔斯泰伯爵的专访文章，如果能够出现在《美国新闻报》上，将会极大的提高报社和佩奇开普兰个人的声望。

    一名记者的年收入基本和高级蓝领工人持平，但是一位名记者的收入可是能够超过35000美元年薪的存在，这还不包括名记者出书的收入，而塔夫脱总统的工资也不过是75000美元的年薪。

    佩奇开普兰自然是不想浪费这个专访的机会的，只不过他也是生平第一次采访这样的大文豪，即便准备了许久也未能想出一个有特点的专访内容。直到伯爵拉着李丰谈论起了《论语》，他倒是觉得自己可以挖掘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因此也就不再试图把采访拉回自己的节奏，注意倾听着伯爵和李丰的讨论。

    而对于这场自己发起的谈话，伯爵是既满意又不满意，李丰的确给了他许多意外的惊喜，让他苦思许久的不少学术问题得到了解答。但是他又能够感觉到，这位中国人虽然熟悉这些充满了人文关怀和修身养性哲理的经典，却又隐隐对这些经典充满了抵触。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李丰会对这样充满着哲理的思想有着偏见。

    因此在听了李丰对于“仁”、“道”两字的翻译有所质疑之后，他便趁势问道：“如果你把道解释为一种客观运行的规律，那么我还能勉强接受。但是仁为什么不是解释为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和爱？难道人世间还有比这些更美好的东西吗？”

    李丰思考了一会回答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子所描绘的这个大同世界，大约就是仁的最高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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