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84节托妻寄子（1）

    奏折封上，皇帝震怒，召见军机要严办梁鼎芬，还是肃顺一再为他求情，说他书生之见，不足计较。多方劝解，皇帝才不追究，不过心里已记住了梁鼎芬的名字。其实，梁鼎芬身为翰林院编修，并无言责，这件事只是他快意文字之外，意图保身的翰墨勾当，皇帝本来也无意重惩；不和另有一个叫吴峋的京畿道御史，又上了一份折子，一本折子中参尽了军机处阎敬铭之下的户部、立山之下的内务府官员，这一次，可真引得皇帝动了真怒了。

    五月下旬的时候，中日战起，吴峋就曾经上过一个本子，参劾总署衙门的一个叫周德润的，周德润是翁同龢的门生，也是衙门中少数以清流而主战的官员之一，吴峋参劾他‘执拗刚愎，怙过任性’，皇帝很不高兴，这样的措辞表面是在说总署衙门主战的官员，暗中所指的赫然就是自己！但言官问罪，是很容易引起清流极大的反弹的，左右是书生之见，不必理他。

    但这一次情况又有些不同了，吴峋在折子中参劾户部和内务府官员不知怜恤民资，不知节用国力，在此情势板荡，用兵域外的时候，居然还要以媚言说动皇上，兴建园林景致？若是给征伐东瀛的 将士们知道了的话，情何以堪？

    这番话让皇帝大大的动了肝火，清流越来越讨厌了！自己又不是真的要兴建园林景致，不过是把原来建造的清漪园拿出来重新翻修一下，也不会花很多银子，就有那么多讨厌的混账横加阻拦？

    因此，皇帝难得的钦笔颁发了一道上谕：“国家广开言路，原期各抒忠谠，俾得集思广益，上有补于国计，下有裨于民生。诸臣建言，自应审时度势，悉泯偏私，以至诚剀切之心，平情敷奏，庶几切中事理，言必可行。”

    “……上年用兵以来，章奏不为不多，其中言之得宜，或立见施行，或量为节取，无不虚衷采纳，并一一默识其人，以备随时器使。至措词失当，从不苛求，即陈奏迂谬，语涉鄙俚者，亦未加以斥责。若挟私妄奏，信口讥弹，既失恭敬之义，兼开攻讦之风，于人心政治，大有关系。”

    “……恭读高宗纯皇帝圣谕：中外大臣，皆经朕简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即朕亦不遽加以斥詈；御史虽欲自著风力，肆为诋讪，可乎？又恭读仁宗睿皇帝圣谕，内自王公大臣，外自督抚藩臬，以至百职庶司，如有营私玩法，辜恩溺职者，言官据实纠弹，即严究重惩。若以毫无影响之谈，诬人名节，天鉴难逃，国法具在。等因；钦此，训谕煌煌，允宜遵守。”

    “……如上年御史吴峋，参劾阎敬铭，目为汉奸；编修梁鼎芬参劾李鸿章，摭拾多款，深文周内，竟至指为‘可杀’。诬镑大臣，至于此极，不能不示以惩儆。吴峋、梁鼎芬均着交部严加议处。”

    “……总之，朝廷听言行政，一秉大公，博访周咨，惟期实事求是，非徒博纳谏之虚名。尔诸臣务当精白乃心，竭诚献替，毋负谆谆告诫之意，勉之！慎之！”

    吏部奉到上谕，立刻议奏，吴峋、梁鼎芬应降五级调用。这是‘私罪’，所以过去如有‘加级、纪录’等等奖励，一概不能抵销。

    这个结果，惹得清议大哗。言官论罪，本就有闭塞言路之嫌，决非好事，而况律法不咎既往，已经过去的事，翻出来重新追论，不但对身受者有失公平，而且开一恶例，以后当政者如果想入人于罪，随时可以翻案，岂不搞得人人自危？话虽如此，但此时言官的风骨，已大不如前，看上谕中有高宗和仁宗两顶大帽子压在那里，吓得不敢动弹。同时认为吴峋和梁鼎芬当时持论过于偏激，亦有自取其咎，要为他们申辩，很难着笔，便越发逡巡却步了。

    不过，私下去慰问吴、梁二人的却很多。吴峋不免有悲戚之色，而梁鼎芬的表情，大异其趣，颇有‘无官一身轻’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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