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只是呈报家产！”抚宁侯朱国弼虽然站在队列之末，但此刻第一个走向矮几，倒是显得器宇轩昂。

    他在入宫的时候已经得了邵一峰的暗示，让他一切都顺着皇帝的心意。当时朱国弼就有种不好的预感，但是想想这种事难道能逃得脱么？索性硬起头皮跟着进来，看皇帝摆的什么鸿门宴。

    谁知道皇帝这边只有“鸿门”没有“宴”，也亏得有邵一峰的提前预警，让他有了心理准备。

    虽然有了这样的准备，但走到了案几前面，朱国弼还是有些胆怯。自家的家产到底有多少，他并非不知道，但是全都写下来么？若是皇帝按图索骥，岂不是一窝端了？

    不过皇帝终究是一国之君，总不会做出这等明火执仗的事来吧。

    “尔等当好生写全喽，切莫做出欺君罔上的事来。”邵一峰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圈子里，对几个跟朱国弼一起服软的贵戚说着。旋即又看了一眼那些呆呆站在原地，只是哭喊不肯动弹的贵戚。

    徐梁朝邵一峰招了招手。

    邵一峰快步上前，附耳过去。

    “魏国公站在那边，其他人势必是不会动的。”徐梁低声道：“宣布他的罪状吧。”

    邵一峰躬了躬身，从自己捧来的簿册上取过一本，翻开之后却是魏国公全族触犯国法的记录。

    其中证据最为详实的并非欺男霸女——以徐家的家势，也的确无须做这种事——而是高利借贷，盘剥小民。

    正是这回的江南之行，让徐梁发现了另一个自己长久以来的误区。

    因为历史课本的教育，徐梁相信土地兼并以及地主将搜刮来的银两再次投入土地，这才是明朝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真的切入这个社会之后，他却发现土地兼并的问题只是国家财政受到损失，百姓其实是获利的——否则也就没人肯诡寄别人名下了。正是因为朝廷正税、赋役的压力比投名诡寄要重太多，才造成了这种非法兼并。

    真正影响社会生产发展的却是高利贷。

    明朝并没有专门的放贷机构，至于传说中的票号，那是顾炎武和傅山为了反清筹款才发明出来的商业模式。

    目前放贷多是声誉显著的大商户和大家族，他们将获取的利润投入贷款市场，以高息收回，本身没有进行生产工具的改造，对生产力没有推动，同时又剥削了其借贷者的再生产能力。

    《大明律》规定民间放贷利息不过三分，同时是不论年月，只能一本一利，利息不能计入本金再取利息。而后来富家借贷，多取复利，所谓“利滚利”者。再后来朝廷为了禁止这种复利盘削，规定“不拘年月，利息不得逾本金之半”，但这种缺乏金融控制力的法例显然没能发挥作用。

    若有人按照月息三分，也就是百分之三的利率放贷，已经是悲天悯人的大善人了。绝大多数高利贷者都超过了“三分”这个限度，苏州甚至出现过两石本金，而月息就取了一石的超高利率。

    而明朝高利贷的普及程度之广，却是从官员到百姓无有不涉及的。这次所有被东厂查出触犯国法的勋戚，无一不在这高利盘削问题上犯有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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