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家离婚，去和革命前许过的朱家后生结婚。朱家后生，也和别的女子自由了的，照县的公事办，那个女子也应该和朱家后生离婚，另和以前许过的男子结婚。可是那个男子，也和另一个女子自由，这样一个连一个，从他老人家外甥女离婚起，共有四对半夫fù离婚。他的外甥女，以前名声很好，从这件事出来以后，有些人就给她起了一个诨名，叫女冤家，其实她也很可怜呀……”

    陈廉皱着眉头说：“他们都不会是愿意的。”

    “谁愿意，不过是衙门里的公事，没有价钱讲，不然就要叫你‘脑袋吃草’，顶少也会叫你进笼子。”

    “呵！”陈廉感慨而十分愤慨地说：“现在你的外甥女呢？”

    “嗨！”老头皱着眉头，又羞又愤，似乎不愿意再说，但却不能不说，“她第二次结婚又生孩子了，她现在是做一家的老婆和两家的母亲。她想大孩子，却不容易见面；她也喜欢大孩子的父亲，却没有办法，回娘家一次就哭一次，直到第二个孩子出世，才揩干眼泪。”

    “咦！”陈廉和他的战友，都愤恨而鄙视地说：“guó mín dǎng！guó mín dǎng真他妈坏！”

    “是，同志！”老人亲切地叫着红军，“guó mín dǎng把千千万万人的终身大事，随随便便改了好象他们改标语一样，要涂就涂，要画就画，哪里替别人想一下……”

    几个衣服褴褛的乞丐，又到红军面前讨吃的。陈廉自言自语地说：“讨口的人多了！”

    “是，”老汉说，“多。”

    青年农民接着说：

    “我们这里现在有三多。第一是叫化子多；第二是病多；第三是鸦片烟多你们看到田里种的烟苗吗？”

    “看到了，一路都是。”

    “苏维埃时代没有吧？”

    “没有！一点也没有。”

    老汉忽然笑起来说：“苏维埃时代也有三多，不过不是这个三多罢了。”

    “哪三多？”

    “哪三多！第一是粮食多，第二是猪牛多，第三是游击队多。你想想有了这三多，哪里还有那三多。”

    “对，对。苏维埃时代没有那三多，鸦片烟是绝了种的。”

    “那为什么又种起来了？种烟合算吗？”

    “不合算。”

    “不合算？不是烟价高得很吗？”

    “价钱是高，但不归种烟的人得。guó mín dǎng只要百姓种鸦片烟，却不准百姓自己卖。到收烟的时候，由他定价收买，定价只能抵上肥料和人工钱。所以很不合算。”

    “不种不行吗？”

    “不行。”老汉左手张开五指，左右摆了几下说，“你不种烟，他也要抽捐，照理来说，不种烟也不应该有捐了，不过他不叫烟捐而叫另一种捐名，同志，你们猪猪是叫什么？”

    红军猜了一下，没有猜着，老汉苦笑着说：“叫懒捐。”

    “懒捐？我种别的庄稼，难道也叫懒吗？”

    “同志，那不能由你说。他说你懒种鸦片，所以给懒捐，看你种不种。”

    “呀！太可恶了！太可恶了！真是刮(国)民党！蒋该(介)死(石)！”

    老汉眉头一皱，好象很不忍说下去似的，稍停一下，也开口了：

    “我们这地方，本来山多田少，百姓好多没有田地，有点田的又要种鸦片烟，所以很多人没饭吃，没力气的，只好讨口。‘肚空必多病’，没有饭吃的人，还管得上病？我们这里病特别多，还有一个原因，是guó mín dǎng进攻的时侯，见人就杀，见了猪牛鸡鸭也杀，他们把皮一剥，五脏六腑，头和脚都丢了，苏区到处是骨头ròu浆，差不多有两个月，这一带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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