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夏日的某一天，一封挂号信寄到了吴家村委会。

    那天，我正在塘外的一条水渠里扣泥鳅。在为一日三餐的下饭菜蔬忙碌着。

    我拿到信时，已是傍晚。信封已被打开。是一份中专录取通知书。一张薄薄的纸片，就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意味着我不久就要离开生活了16年的家乡袁浦。去外地继续上学。

    学校在何地。半导体器件专业是做什么的。我一无所知。

    我翻出初中地理课本，查看中国地图，找到无锡二字后，拿尺量了下与杭州的距离，二厘米还不到，不远。心中有了底。

    如果没有这一纸录取通知书，我这一生或许会一直留在袁浦。会用父亲生前留下的千元会钱在对岸小沙廊建鸭棚，养鸭子。耕种一家五口人的七亩承包田。耕种七亩承包田的劳力是刚满20岁的小姐姐和未满16岁的我。每天都会为生存忙碌。

    我瘦弱的身躯会在鸭棚和稻田之间疲于奔命。我会这样一直忙碌下去。忙的没时间建房，更没时间娶妻生子。其实这一生就为这两件事而忙。只是没有经济条件来实现而已。直到我累死在这长安沙上，和我的父母一样，被葬在吴家盘头某个角落。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第二天。我二妈（二婶婶）就给我送来了十元钱和一个绣花枕套。面上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一对鸳鸯的轮廓。这个枕套我一枕就是四年。无论是在繁星璀璨的星空下，还是疾风骤雨的黑夜里，我都能够踏实睡去。

    离开袁浦的这一天终于到来。我没有出过远门，也不敢一个人出门。在我的央求下，堂哥决定送我去无锡上学。

    堂哥祥海已中专毕业三年，在杭州城里工作。他是我们几个堂兄弟里最有见识的人。

    我穿上了姐姐买的新衣服，新球鞋。背上了堂哥给打包好的棉被，方正的行军包，带着录取通知书离开了袁浦

    我们步行到袁浦车站，我终于坐上曾经梦寐以求的18路公交车。车到九溪再换乘4路车到清波门站下车，再走到堂哥的宿舍。夜晚，堂哥骑上自行车去城站火车站买火车票。我躺在堂哥的床上，听着滴答闹钟声，无法入眠。

    第二天清早，我们赶到城站火车站。我平身头一次坐上了火车。

    列车广播响了起来：亲爱的旅客朋友，欢迎乘坐西子号旅游列车，本次列车是杭州车站开往无锡车站。随着列车的缓缓启动，杭州站在泪水中渐渐模糊。

    在袁浦以袁姓居多。而在无锡电校电8917班却成了唯一。同学用‘袁大头’称呼了我四年。要是我在袁浦，绝对不会有这个外号。“大丈夫当安内攘外，效命疆场。怎能龌蹉困以笔端，自误光阴。”这是民国早期大总统袁世凯在科举考试屡试不中后的豪言。我生于和平盛世，何须安内，也无力攘外。四年的光阴确实被我耽误。

    对我而言，中专四年时光就是个拙劣的锤子。我耗尽四年青春也没能在集成电路这块摩崖上凿出几个像样的文字。背起4年前从袁浦背来的棉被，带着一本印有无线电工业学校半导体器件专业毕业的证书。我回到袁浦，从终点又回到。

    1993年开始中专毕业生工作实行双向选择。不再包分配。遗憾的是杭州市区没有一家企业选择我。我选择了去了袁浦的西湖工贸公司，我被安排在伞部件厂工作。袁浦这地方没有资源优势，没有地域优势。做金属来料加工又没有技术优势，靠什么盈利？低廉的劳动力成了制胜法宝。我进伞厂后学车床加工，学电工，学机修。每一项工作我都认真学，努力去做。

    在伞厂工作，每月我仅领到一百六十元工资。因为我是正式中专毕业生，和工厂行政人员一样每月多发二十元。

    伞厂隔壁有个车床加工场。老板和工人是老王夫妻俩。我乘午休时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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