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皇帝”，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们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c闭起城来自相残杀”，则是失败的“最大的原因”（《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9页）。他深刻地指出：“太平天国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孙中山先生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来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曾多次说过“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孙中山选集》上，第439页）“至于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尤大”（甘乃光《孙中山全集（分类索引）》第1026页）。孙中山先生还说：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是太平天国土地平均的继承，“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创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也。”（《孙中山选集》上，第439页）

    而捻军起义：捻军(包括其他农民军)首领虽然形形色色，但传统的“农民意识”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c逼上梁山与自发造反

    捻军起义基本上是逼出来的，一是，二是天灾，为了生存不自觉地走上反抗道路，政治意识十分淡薄。起义之初有意做“白头贼”，有意“重整江山”，推翻清王朝的是极少数。捻军首领中的“梁山好汉”(仁义光棍)占大多数，也有“五浪光棍”(或称“武郎光棍”，即流氓无产者)。由于，或生存受到威胁，或寻仇斗杀，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上了“梁山”。

    捻军首领中宋江式的人物不少，虽不是一个模式，被迫造反却有相同之处。张乐行是地方上的大财主，有财有势也有影响，生存并未受到威胁，“初无意作白头贼”。但是，他好勇好斗，做买卖，开赌场，保送私盐，寻仇斗杀，“争光棍”c“撵绵羊”，于是与各种地方势力的冲突日益尖锐起来。

    他又行侠仗义，是地方上有名的“仁义光棍”，归附他的人日众，终于把他逼上反抗道路。这种被迫造反终究是不能持久的，随时表现为政治上的犹豫和动摇，于是他出现两次“受抚投官”。

    自1855年(清咸丰五年)雉河集会盟以后，张乐行成为头面和核心人物，也就骑虎难下，只有义无反顾，造反到底。后来他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终归是一位杰出的捻军领袖，以反抗清朝起义始，以英勇就义终。张敏行是因为斗争形势逼迫和张乐行把事件闹大，才把他送上造反的历史舞台。

    龚得树c苏天福等人既因为贫寒，生存受到威胁，也因为卷进各种斗杀冲突之中，走上造反道路。“苏天福事件”是导火线，引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侯士伟受本村地主的，又参与斗杀，最后结捻起义，竖起了红旗。刘学渊c刘玉渊则是反抗盐官的压迫和诬陷而结捻起义。

    张宗禹是在与顽固凶狠的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无以家还而加入捻军。张龙c陈大喜当初是团练小头目，因受压迫，愤而结捻起义。韩奇峰不愿意造反，是别人把大旗插到他家门口，逼他出来造反的。江台凌c孙葵心则是受人欺侮，险遭砍杀c逮捕而竖旗起事。此外，刘永敬c刘天台c刘天福c李大喜c任乾c任化邦c鹿利科c葛苍龙等，都因贫寒无以为生，被迫结捻起义，成为捻军的首领。除了捻军，河南的联庄会，山东的长枪会等，都是官逼民反。就是苗沛霖c李昭寿，最初也是遭受，与当权势力发生激烈冲突，才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后来投降了清朝，再反叛也是逼出来的。自发造反，胸无大志，缺少政治意识和政治目标，这是捻军人物的共同特征。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形成坚强c统一c浩浩荡荡的武装力量，去共同奋斗，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政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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