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烧死），五马分尸，还有桩沙（把人放在大石臼里舂死）和剥皮，当然也有凌迟。凡是被视为犯了重罪的，都这样大刑伺候。在比残忍方面，造反者一向不弱于统治者。

    这么多的“死刑”，到底由谁来判决执行呢？也有这样案例，天国的人犯了事，逐级上报，最后由东王或者天王裁决。但更多的时候，就是负责官员临场发挥，当场就把人砍了。事实上，如此多可以判人死刑的条款，根本就没办法逐级上报。而且太平天国也没有自己的司法审判制度，连成文的刑律也没有看到过。太平天国的统治，最可怕不是酷刑，也不是杀戮太多，而是随意性。每每都是由大权在握者按自己的意愿发布禁令，一旦触犯就是一刀。

    据旁观的外国传教士看，太平天国根本就没有审判这一说，只要当权者高兴，就可以随意杀人。有的时候，禁令每每是临时起意，禁得毫无意义，而且发布之后，人们并不知情。但是，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借机杀人。有时抓来了壮丁，一看粮草不够，不由分说，就把人杀了。人是否被杀，往往取决于他碰上的这个太平军的将领精神是否正常。

    人性是有天生弱点的，孟子说，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其实未必，有的人对于杀戮和残忍有着更大爱好。当这样的“天性”被激发出来，在一段动荡的岁月里，一群好勇斗狠之人，能够得到滥杀的特权，的确具有激励斗志的作用。滥杀的团体，对于一些嗜血的人来说，就是天堂。特别是天国还倡导禁欲，禁欲加上滥杀，对于社会上的性格扭曲的激进人士，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对社会上不洁行为的零容忍，是某些极端性格人士的特殊爱好，显然，太平天国给了这些人士一个放肆地施展自己偏好的机会。同时，滥杀还具有“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恐怖会导致人们的服从，绝对的服从，只要杀戮比较确定地指向“犯规”之人，那么人们不仅会因此而不犯规，而且会盲目顺从。造反者的秩序，每每是恐怖的秩序，为了建立恐怖的秩序，恐怖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况且，但凡农民或者流民造反，本身就是对压迫的反抗，对高等级人群的嫉视和不满，滥杀就是一种最好的发泄方式。

    只是，持续的滥杀，可以制造恐怖，也会制造恐慌，含有敌意的恐慌。在两军对垒之际，只要对方的杀戮少一点，对正常秩序的维护意愿强一点，人们就会跑到对方营垒中去。所谓的得道多助，其实就是敌对的双方，有一方稍微讲规矩一点，杀戮少点，就等于是“得道”了。而反过来，靠持续制造恐怖来维持秩序的一方，最终会被人们抛弃。

    别的不讲，单在经济上，就难以为继。没有人了，哪里来的钱粮呢？太平天国晚期，一样可以聚起百万大军。即使天京陷落，剩余的太平军，也动辄十几万，但往往忽起忽落，严重缺乏战斗力。靠恐怖可以拉来人，但靠恐怖却无法让人为他们玩命作战，只要碰到压力，就会四散逃命。靠恐怖，更没法建立一个正常的经济秩序，用以维持自己的体系。

    1905年以后，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在赞扬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其不足。他认为，太平天国“只以驱除鞑虏自任，此外无所转移”（《孙中山选集》上，第65页。以下简称《孙中山选集》）。1912年4月，孙于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又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孙中山选集》上，第84页）此时，袁世凯已为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统治正在实施，孙于此时断言太平天国之革命“不能算成功”，是哀其古人，亦痛辛亥革命后“仍不免为”之今也。1924年，孙中山在阐扬三民主义理论时，对太平天国的失败教训又一次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认为，太平天国“不懂外交”c“不北伐”c“读书人不赞成”c“大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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