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学校复课，我被调到八队分校教书。八队分校学生比较多，六队北区的学生也在这里上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是完全小学，有六个教师，五个女教师，我一个男教师，戏称“党代表”。我教五年级语文，还教全校的音乐c体育，我们去八队分校前，八队领导职工对学校意见很大，主要是校风差，学校乱，老师管不住学生。这跟文化大革命很有关系。为此，这次教师大调整，原来的老师只留下一个，我们五个都是新调来的，开学半个学期，原来的负责老师，分校校长学校管理感到困难，硬把负责人的担子，撂到我的肩上，让我担任分校校长工作。

    1969年暑假，我被批准回乡探亲。这是我1962年来疆后第一次回家。我先到云南看弟弟，弟弟那时在云南宣威，他在云南省建五处，先是当建筑工人，后提拔干部当秘书，文化大革命中是群众组织头头，现结合为处革委会副主任。他找的对象，也在他那里玩，她是从开县家乡来探亲的。兄弟相见，十分激动，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弟弟长高了，长得个子比我还高。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对象，说是准备这次一块回老家结婚。这点他事先没告诉我。原来他给我来信讲，他的女朋友是他们单位的，万县人，还给我寄来了女朋友的一张照片，看照片女朋友很漂亮。没想到他找的对象又变了。我问他，原来交的女朋友呢？他说，女朋友跟他吹了。后来才知道，由于镇上来了调函，组织上给她施加压力，才被迫和弟弟分手了。这个对象在开县水果公司上班，是同学介绍的。云南宣威的火腿很有名，当天弟弟带着我到宣威县城吃火腿。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和弟弟c未婚弟媳，还有和弟弟一块工作的老同学凌诗发一块乘车回四川开县。到了开县县城，弟弟和他的未婚妻留在县城筹办结婚事宜，我拿了一些钱给弟弟，第二天就和老同学回临江镇了。家里母亲已经去世了，只有幺老子和她女儿在家。古镇依旧，老屋依旧。回到老屋，想到再也见不到呕心沥血抚养我们的母亲，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幺老子说母亲病重后，非常想念我和弟弟，她怕耽误我们的工作，所以一直没叫我们回家，直到临去世前，她不停地喊着我和弟弟的名字。下午，我就到母亲坟地上看母亲，母亲的坟地在幺舅母家后面的山包上，坟包已平，只见一片麦地。表弟说，坟包是队上学大寨时修地平掉了。我给母亲点了香烛，烧了纸，放了鞭炮，磕了头，此时，母亲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我仿佛看到母亲坐在木机上疲惫不堪地纺着纱，看到母亲在黄家湾的冷风里，站在脱籽机旁采着棉花，看到她在明月坝的地里艰难地举着锄头。我回想起母亲生前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往事，感怀母亲的养育之恩。我感到心里一阵阵刺痛。苦命的母亲啊！一辈子受苦受累受气受压，当我们弟兄有了点出息时，您又离我们而去。现在连坟也没有了。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给母亲修坟墓c立石碑，让母亲在地下安息。后来，在1996年，我和弟弟回家，实现了我们的愿望，给母亲重修了坟墓，立了石碑。石碑还是我和表姐夫一块从临江镇用架子车拉到墓地上的。每次回家，我们弟兄都要带着妻子儿女到坟地上烧纸磕头。第二天，我到街上去，在街上碰到一个远房亲戚邱二姨，她见我，惊讶地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她昨天。她说真神了，她告诉我，昨晚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吴大姐（母亲）给她说“我儿子回来看我来了。”

    回家以后，一些好心人来家提亲，也有一些镇上的姑娘到家来表达爱意。不过，我都没答应。一是离开农场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四川姑娘，虽然我没见面，但也没完全拒绝，二是那时我想找一个高中生，谈的很少是高中生。那时，幺舅母也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母亲去世后，一次，我在新疆给她写信说，“夏收了，康拜因也下地了。”她不知康拜因是联合收割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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