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农场分成两派观点后，十二队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主要领导几乎都被靠边。新调来一个副指导员当家，指导员姓苗，有三块金牌，转业战士c贫下中农c员，但只有初小文化，还是个二杆子，有的地方叫二百五，但他很左，每天拿着铁皮喇叭筒（那时连队还没有扩音设备）爬到房顶上喊口号“某某某是好书记”c“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骂少数派观点的群众。他公然操纵多数派观点的头头在机务房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少数派群众，说少数派是反动组织，把少数派负责人戴上脚镣手铐。他们还把十七队少数派观点的负责人弄来吊在房粱上毒打，施以压杠子c坐老虎凳c顶砖头c跪三角铁等法西斯刑罚。每天晚上，机务房都传出哎哟哎哟的惨叫声他知道我是少数派观点，虽然我从不参与队上的文化大革命，但对我仍不放心，每天晚上派人到学校站岗c监视我。那时，我一人教两个班，都是一c二年纪学生，他们还不会象中心校高年级红卫兵学生那样斗老师。只是受家庭和社会影响，一些学生欺侮新生员子女。有一次，一些多数派家长的孩子，把一个新生员的孩子捆起来，边打边批斗。我知道后，上前制止了他们，并批评了几个带头的学生。我又集合全体学生宣布，大家都是同学，学校决不允许学生斗学生。那几个受批评的学生回去告诉家长后，家长对我很不满意，找到我，说我包庇新生员子女，欺侮好学生，立场有问题。他们找苗指导员告状，说我在队上煽阴风点鬼火，为少数派打气，还欺侮贫下中农子女。苗说，这人是该治一治。不几天，十七队分校一个老师来找我玩，苗带着几个多数派头头到学校来，说是人家是来搞串联的，要赶人家走。我给他解释他不听，和他吵起来，他气得嚷着说要把学校的房顶烧了，不让我在学校上课了，还说什么“臭知识分子，没有几个是好东西”，临走警告我，不要太猖狂了。第二天，一个业务干部悄悄告诉我，苗指导员和多数派头头准备收拾我，让我赶快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苗一伙人已经丧失了人性，他们决不会轻饶我。他还说他们还准备整崔队长，说崔队长是少数派的后台，崔队长也准备跑。下午我找着崔队长，我俩商量好后，晚上就离开十二队。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个苗指导员患了精神病，老婆也离他而去。有一年夏天，我到十二队去看我校在队上拾棉花的学生，见他戴着烂棉帽，穿着又脏又破的棉袄，腰里还系着一根草绳子，脸上满是污垢，拿着一个缺了口的大碗，目光呆滞，蹲在食堂门口，口里念念有词。看着他现在的模样，也怪可怜。这也是报应吧！

    1967年9月初，我和崔队长一块经奎屯逃到乌鲁木齐。当时，乌鲁木齐两派斗争很激烈，武斗气氛很浓。街上墙上地上到处是大字报c大标语c漫画传单，有的广播里播放着语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的广播里播放着群众组织的通令c通告。红卫兵战旗在一些楼顶上飘扬。大街上行人稀少。许多商店c饭店都没有开门。街上不时走过一队队红卫兵，他们臂戴“文攻武卫队”袖章，头戴安全盔，身着黄军服，腰扎宽皮带，别着手榴弹，有的拿着长枪，有的拿着长矛。看样子象是奔赴战场。我们到乌鲁木齐后，崔队长去和靖找他儿子，我到南梁去找吴某安和陈老师。南梁是少数派的据点。我在南梁食品厂找到他们。他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地下铺着毡子，睡统铺，房子里住着一c二百人，大都是从农场逃出来的少数派。吴c陈见我逃出来了，很高兴，他们就让我睡在他们中间。他们还给我领来饭票，在这里吃饭不要钱，我就在这里住下了。白天我们上街去看大字报，收集传单，有时参加少数派观点的大会。晚上不敢出门，要么看传单，要么大家在一块聊天。那时晚上经常有武斗，常听到枪炮声。听说乌鲁木齐武斗，死了不少人。有的过路行人也被流弹打死。那时，一会儿听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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