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伙也。

    而在以罗振玉名义所写的序言中，王国维既追述了他与罗振玉多年之间的友情，又主要概述了他自己的治学历程：

    丁巳（公元１９１７年），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涂行尚未半。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

    既然王国维对《观堂集林》如此看重和自赏，所以当他刚到南书房“行走”不久，就打算将正在上海装订的这部文集作为见面礼“进呈”给“皇上”溥仪，并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亲家罗振玉。不料，当罗振玉得知亲家王国维有向溥仪“进呈”这一特别礼物时，他也将自己关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选出几部专程邮寄到北京，请王国维帮助找一家好书店用黄绫包装后一并“进呈”。对于罗振玉的这一要求，知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一些遗老有矛盾的王国维感到很为难，于是为了避免自己卷入其中纷争而告知说“数月以后”再办理此事。对于王国维的这一“托词”，脾气急躁的罗振玉不仅写信表示不必代呈其著述，而且还“请”将其著述让别人捎回天津。

    二是罗振玉让王国维代奏其“上疏”时，王国维以同样缘由予以婉拒。王国维既然是罗振玉和升允安排进溥仪小朝廷的“棋子”，他们自然希望王国维始终与他们站在同一战壕中，不仅要起到“眼线”作用经常汇报宫廷内部动向，而且还要联手对付与他们“政见”不同的遗老，比如主要对手郑孝胥。出生于咸丰十年（公元１８６０年）的郑孝胥，字太夷，号苏戡、苏、海藏，福建闽侯人，以举人身份长期在满清政府驻日本使馆任职，对日本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这也是他后来千方百计“裹胁”溥仪潜逃东北投靠日本政府成立伪“满洲国”的根源。后来，郑孝胥回国担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和湖南布政使等职务，辛亥革命后与罗振玉等人一样以遗老自居，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７月进入溥仪小朝廷，并以其夸夸其谈的口才和着力整顿“内务府”而大获溥仪“恩宠”。郑孝胥以“新进”而成为紫禁城内的红人，这使遗老资格很深的升允和罗振玉极为不满，遂准备设法向溥仪对他进行“弹劾”。于是，一次当王国维前往天津看望亲家罗振玉时，升允与罗振玉便和王国维谈起希望他们三人联名“弹劾”郑孝胥的计划。而当王国维回到北京后，他却从溥仪的岳父荣源口中得知其关于升允与罗振玉“结党营私”的不良议论，于是王国维便劝阻罗振玉和升允联名“上奏”，而建议改“上奏”为信函的方式。不过，王国维这一本是为亲家着想的建议，却引起罗振玉的强烈不满，遂写信表示他不会放弃“弹劾”郑孝胥的“上奏”计划，但也不会强迫王国维参与联名。很显然，罗振玉信中所说即表示他们与郑孝胥之间虽是不可调和的斗争，但不会连累你这位“南书房行走”王国维的。由此可见，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也就此已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裂隙。

    四、跟随“铁杆”遗老“护驾”溥仪出宫。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２３日，直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北京宣布脱离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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