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当时充任溥仪师傅的俸禄中单是养廉银最少也有６００两之多。而作为“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这时至少也不该低于４００两，这样的月薪很显然属于待遇非常优厚的高薪阶层。既然经济条件有了极大的改观，王国维不仅于同年９月１８日将眷属从浙江海宁老家接到了北京，租住在位于地安门内织染局１０号的一处宽敞四合院内，而且因为六天才当值一次而得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经常访求家藏珍本善籍奇书的老友新朋上，这不仅使其学识等方面从而有所增益，而且也对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所转变，例如此后他注重于金石学和西北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

    这种有点优游味道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潜心治学的学人王国维有何感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逊帝溥仪对他的“恩宠”。例如，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１月７日，溥仪鉴于王国维等工作卓有成效而再降“谕旨”予以褒奖：“杨钟羲、景方昶、王国维等均著在紫禁城内骑马。”关于溥仪赏给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王国维很是看重，认为这是满清一朝“特之又特”的高规格恩遇，这从他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出：

    维于初二日（即公元１９２４年１月７日）与杨（钟羲）、景（方昶）同拜朝马之赏。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竹集》中有恩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也。然此后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后，此恩稍滥。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在杨、景已为特恩，若维则特之又特矣。

    王国维在这里提到的《竹集》，是指满清康熙年间因博学鸿词而被征为翰林院检讨的朱彝尊的著作，其中有一首诗就是记述其被“恩赐禁中骑马”一事的。朱彝尊，字锡鬯，号竹，于明崇祯三年亦满清天命十三年（公元１６２９年）出生在浙江秀水（今嘉兴），因为擅长于诗词而于康熙十八年（公元１６７９年）被征入朝，后得恩宠而受赏紫禁城内骑马，其传世著作有《曝书亭集》（即《竹集》）。在朱彝尊的这部著作中，关于记述其被“恩赐禁中骑马”一事之诗如下：

    鱼千门启，楼龙一道通。

    趋翔人不易，行步马偏工。

    鞭拂宫鸦影，衣香苑柳风。

    薄游思贱日，足茧万山中。

    王国维在这里之所以提起其同乡朱彝尊的这一恩遇，还因为他与这位浙江同乡都是由布衣而得此“恩赐”的，所以实在是“特之又特”了。

    二、王国维上“论政学疏”。关于王国维这篇“论政学疏”出炉的背景，虽然完全是由于当时逊帝溥仪在洋老师庄士敦的“教唆”下向往西学而一心想出洋留学所作，但其中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剖析，却体现了王国维对当时中国政治、文化和思想状况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堪称是一篇见解深邃而文采飞扬的历史文献，故此全文录下：

    奏为敬陈管见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念臣以疏贱迂拙，蒙皇上知遇，置之侍从之列，糜太官之厚禄，荷前席之殊荣，中夜彷徨，罔知报称。重以时事阽危，灾异又告，正皇上焦思之日，亦臣子效力之时，敬将微臣管见所及有关宗庙大计及圣躬者，不敢缄默，敬为皇上陈之：

    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混，无所适从。臣愚以为：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标准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标准安在？曰在其大小。新旧之利害虽未可遽决，然其大概可得言焉。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工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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