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臣若梅成、王兰生辈，实圣祖学养也。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之富，冠绝百王，于内府所藏金石书画、远人所进方物，无不各有吟咏，或加题跋，赏鉴之精，考证之密，度越千古。原祖宗所以若此者，固非以末艺妨万几之政，亦岂与儒生争一日之长？只以朝野清明，海宇无事，yù心有所寄，身有所立，使惰慢之气无自而生，骄矜之萌无由而作。是故于祖宗之朝，内无声色之好，外无流连之游，小之无高台深池奇丽之观，大之无女子小人煽处之祸，用能享国长久，政治太平。虽今者皇上蒙难艰贞之时，非列朝全盛无事之日，其为闲暇正复相同。臣以为皇上典学之余，亦宜上法二祖，于文学艺术心之所好者，不妨泛览，或有所专习，此于涵泳圣德、颐养圣躬，均有关系。此臣所yù言者二也。

    皇上俯临天下十五年矣。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孝定景皇后以不忍生民争战之故，让政权于民国，然宫禁未移，位号如故，此位号宫禁者，亦祖宗之位号宫禁也。乃近日外报论说有谓皇上脱屣大位、自侪平民，为去危就安之一法者。臣愚以为天下之至危无过于此。夫自辛亥以后，皇室无自卫之力久矣，政变岁遘，屡濒于危，然皆危而复安者，则以天命未改、民心未去、祖宗之功德在人、皇上之福禄正无涯量故也。且民国将帅，孰非大清之臣子？其士卒，孰非皇上之编民？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中，则虽有乱人，决无敢称兵向阕者。何则？以下逼上，则为不顺，以众陵寡，则为不祥。列邦之耳目具在，万姓之是非未昧，虽病狂失心，岂敢为此！若如报纸之说，则名分不存、防卫又撤，虽匹夫之力足以为难。尔时yù如平民之自由，不可得矣。至报纸之以出洋游历劝皇上者，亦殊类此。夫民国所以不敢侵入宫禁者，以皇上在内也。如皇上朝出国门，则宫禁旦夕不能保，皇上异日将安归乎？且欧洲激党，中国乱民，何地蔑有？而行幸所至，无周庐设卒之防，无出警入跸之制，岂皇上不赀之躬所宜冒此？且游历之事，意在增益见闻，而动止不得自如，与今日处宫中何异？报纸之论，乃均未计及此。皇上受祖宗之付托，虑亿兆之安危，有视民如伤之仁，有沉几先物之智，岂不能洞兹利害、察彼是非？臣之鳃鳃，诚为过虑，然可使微臣多此一言，不可使圣虑千有一失。此臣所yù言者三也。

    臣职在禁近，本yù伺清燕之间有所陈奏，虑言词謇拙，无以达臣区区之意，故敢具摺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不过，王国维这篇体现其赤诚“忠君”之心的“论政学疏”，当时由于其仅仅是“内廷”五品文学侍从的身份，并没能及时上奏到逊帝溥仪的“御案”前，直到后来升允在秘密呈送溥仪的上奏中提及此上疏时，才应溥仪之“索观”而得以“御览”，但究竟溥仪对这篇“上疏”是何态度，在文献中则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几乎所有的王国维研究者都认为这篇“论政学疏”的出炉与罗振玉关系密切，而这也正是由于两人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关系渐渐产生裂隙的根本原因。

    三、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亲家在思想观点上渐生分歧，为后来bào发的“罗王之裂”之端倪。如果把王国维“行走”南书房当作是罗振玉和升允等人图谋复辟邀宠而刻意安排的一颗棋子的话，也许有许多人在心里表示认同但表面上则不愿说得这么难听，但这并不妨碍事实的真实xìng和客观xìng，当然更不是王国维自己的过错。由此，我们不妨替视人格尊严和学术自由为生命的王国维想一想，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搀杂其中，导致他们关系最终走向决裂则是必然之事，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在“行走”南书房期间，表露出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产生分歧的，应该是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一是王国维“进呈”《观堂集林》时，罗振玉希望他一并代呈其《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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