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诗词风格类似于白居易的韦庄，特别擅长于长庆体，这也是王国维比较擅长的，所以他的诗词虽然语句平易通晓，但是意境则较为深远壮阔，寓意也很深邃宏大，例如为他生前赢得盛名却也为他极为避讳的《秦fù吟》长诗。

    三、韦庄是有感于黄巢起义军攻陷唐朝都城长安而创作《秦fù吟》。原来，年轻的韦庄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恰逢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他目睹长安城内一片狼籍的混乱状况，遂假借一位陷入起义军中的秦姓fù女之口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该诗记述详尽而生动，语句通晓而顺畅，在当时就极为流行，许多人都把它抄写在绢子上作为友人之间赠送的礼物（即当时称之为“障子”）。为此，韦庄一度有“秦fù吟秀才”之美誉。不过，后来身居显赫官位的韦庄，因为当时一些极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及为自身名誉考虑，对《秦fù吟》一诗极为避讳，并在家训中要求后世子孙坚决不能“垂”《秦fù吟》的“障子”。这就是《秦fù吟》失传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样一首在当时就为人们所传诵而作者则竭力避讳的好诗，王国维不仅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的开头就予以重点提出，而且还引录了当时前后都缺少的这首《秦fù吟》残诗。在引录之后，王国维接着还这样写道：

    此诗前后皆阕，尚存九百六十余字，当为晚唐诗中最长者。又才气俊发，自非才人不能作，惟语取易解，有类俳优，故其弟蔼编《浣花集》时，不以入集。不谓千百年后，乃于荒徼中发见之。当时敦煌写有数本，此藏於英lún者如此。巴黎国民图书馆书目有“《秦fù吟》一卷，由补阕韦庄撰”，既有书名及撰人姓名，当较此为完好，他日当访求之也。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肯定了《秦fù吟》的艺术价值，而且还补充说明韦庄的弟弟韦蔼在编辑《浣花集》时也没有收录此诗的情况。同时，王国维在文中又点明了自己看到的《秦fù吟》是藏于lún敦的卷本，并希望有机会到法国巴黎访求藏在该国民图书馆中比较完好的《秦fù吟》卷本，以便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其实，王国维既是第一个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秦fù吟》长诗的人，又是第一个在刊物上向世人披露《秦fù吟》残诗的人，更是“我国人正式校勘之始”。当然，作为第一位校勘《秦fù吟》长诗的学者，以王国维的学术底蕴而言，其校勘水准非一般学者所能比，这不仅表现在王国维先后为《秦fù吟》撰写的四篇相关研究文章，还在于他的研究决不局限于诗歌本身的艺术水准，而是透过这首长诗来分析作者的心理与情感，以及考察当时时代的变化历程与社会状况。所以，《秦fù吟》一诗一经王国维校勘研究之后，又有诸多专家学者投身其中，其中不乏像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和叶圣陶这样的大学问家。如此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就一首诗歌而引起诸多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恐怕除了像《离骚》和《长恨歌》这样的大作外，还没有一首诗或一篇文章能像《秦fù吟》这样在学界引起如此之重视与轰动。

    与王国维率先考证、校勘和研究《秦fù吟》长诗而引起后世学者极其关注有相似之趣的，除了前面已经解析过的“罗王之学”甲骨文之外，还有就是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了。而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除了上面介绍的俗文学之外，王国维还对汉朝的文书程式、烽燧制度、边疆官吏的官秩和唐朝的官职制度极其演变、唐朝时敦煌地区统治者的家族情况，以及中国古代重要文书典籍和古音韵学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甚至是弥补订正了史书中的一些缺失和舛误，而这些研究都是在哈同花园时期进行的。据初步统计，王国维先后撰写有关“敦煌遗书”的研究论述近４０篇，他对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也表示满意，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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