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国如一锅乱炖的稀粥，王国维本想返回老家浙江海宁暂避风潮，但这时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价格已经疯长得十分惊人，即便如此，谁要想买到这样一张比平时高出数十倍的船票，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何况是家口众多而余资日少的王国维呢？与王国维同样愁眉不展的还有他的老朋友罗振玉，不过罗振玉的发愁与王国维有所不同，他既担心自己身为清朝廷四品大员是革命党革命的对象，又为家中收藏的大批书籍和古器物而担心。所以，当罗振玉找到“学学山海居”与王国维共商将前往何处避难时，他显得比王国维还要急迫。然而，就在两位老友一筹莫展时，昔日跟随罗振玉在武昌农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等地任教的日本友人却从东洋彼岸发来了邀请的信息，其中还有日本本愿寺一位与罗振玉素昧平生的老主持大谷伯光瑞，竟派遣该寺在北京的一名僧人专门找到罗振玉，表示说他愿意将自己的一处住所jiāo给罗振玉全家居住。

    另外，不久前返回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共同的老朋友藤田剑峰，在临行前也极力劝说两人还是到日本暂避风潮为宜。面对日本友人的盛情邀请和善意规劝，再看看身边如鸟兽散的朝廷官员及旧日友人，特别是国内一日千里不可逆转的严峻形势，使罗振玉和王国维都感到还是先到日本暂避为好。当然，当罗振玉得到日本友人不仅为他们安排好了住所，而且还特意在京都大学为其收藏宏富的藏品及图书腾出了图书馆的消息后，这就更坚定了他先到日本避风的决心。

    于是，在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中旬，王国维与罗振玉、罗振常及罗振玉的女婿刘大绅（字季缨〈英〉，刘鹗之子）四家二十多人，终于在天津乘坐上“温州丸”号日本商轮从大沽口起航前往日本神户。这时虽是初冬时节，天津大沽口的海面上已经开始结冰，但“温州丸”号千吨商轮内却有些燥热，而燥热源则是来自船内同往日本避祸的拥挤不堪的中国的官宦和富商们。当时，由于罗振玉身居高位且是日本学界极为推崇的中国国学的顶级人物，所以船长竟将自己的卧舱让于罗振玉一家居住，而王国维等三家人就只能一同拥挤在货舱内。历时七天的海上航行，我们已经无法得知王国维他们是如何度过的，总之他们终于在当月２７日安全抵达日本的神户码头。走出船舱时，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都感到极为感动和意外，因为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剑峰、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内藤虎次郎和富冈深藏等教授们，竟然共同出现在了神户码头上，原来他们是专程从京都赶来迎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的。随即，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被日本友人安置在京都郊外吉田山下田中村预先准备好的房屋内，然后又驱车来到京都狩野直喜教授家中，接受他们夫fù早已安排的丰盛欢宴。就此，王国维和罗振玉开始了他们虽然是流寓异域的生涯，但也是他们两人学术合作最紧密、成就最辉煌的阶段。关于罗王学术合作留待下面两章详述，现在似乎有必要对王国维前往日本避风的真正动因进行解析，因为这是多年来人们揣测较多且最含混不清的一件事。

    按说作为清朝廷学部一不入流的小职员王国维，他不仅不具备被革命党革命的资格，也没有罗振玉那大量珍贵藏品之忧，更没有罗振玉到日本后衣食无忧的丰厚家资，那他何以要随罗振玉一同到毫无生活保障的异域他乡日本去避什么风呢？确实，对于王国维在辛亥革命期间前往异域日本避风一事，社会上至今还留有多种揣测，诸如忠于清朝廷而不愿接受革命党人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诸如为了潜心研究和振兴中华传统国学，诸如多年来一直追随罗振玉已经难以舍弃，诸如接受日本友人邀请和罗振玉规劝暂避一时等等，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王国维前往日本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其实，就像笔者在自序中说的那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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