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属此种。是录之辑，岂徒足以考古，亦以存唐宋之戏曲也。

    由此不难看出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独到眼光和卓越见识。

    《唐宋大曲考》，是王国维在连续五期发表于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国粹学报》上的《宋大曲考》的基础上的深化之作，也是他继《戏曲考原》后对中国戏曲进行细化考证的又一篇大著述。这篇著述中，王国维指出“大曲”一词最初见于东汉蔡邕的《女训》，而详细的解释则在沈约的《宋书乐志》，是以同一种乐调重复演奏的大型乐舞。为了考证这种乐舞的起源，王国维参阅诸多经典史料和笔记资料，先是辑录宋代大曲的相关内容，随后从中发现宋代大曲实际上是出自唐代大曲，而唐代大曲又起始于《伊州》和《凉州》等曲目，由此不仅可以得出大曲起源地在中国西北的边远地带，而且还与少数民族地区独创的一种杂剧相关联。所以，王国维在文章最后指出了“大曲与杂剧二者之渐相接近”这一新颖观点。

    《录鬼簿校注》，顾名思义，是王国维对元朝钟嗣成所著《录鬼簿》的校注。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是元朝一位剧作家，他之所以撰写《录鬼簿》并取此奇异书名，我们由其自序中不仅可以得到清楚的解答，而且还能够从中感受到作者本人对社会和人生的一些态度：

    余因暇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名之曰《录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xìng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们者，吾党且蛤蜊，别与知味者道。

    由此可知，这部完成于元至顺元年（公元１３３０年）奇书异典，应该是一部主要记述元代剧作家及其剧作的传记类著作。确实，在这部两卷本的书中，钟嗣成共收录剧作家１５２人，剧作４００余种，其中不仅有如今人们都比较熟悉的关汉卿及其剧作《窦娥冤》和《汉宫秋》等，更多则是一些不知名的剧作者及其作品。对于这些剧作家及其作品，钟嗣成既为他们一一作传、留存其作品，还对那些生活窘困但很有才华的底层剧作家给予了充满感情的点评。而正是这样一部没有把笔墨涂抹给已经鲜亮名家的著作，自元代传世以来竟屡屡被世人传抄，也因此传到王国维手中时已经是舛误比比，使其觉得实在有必要对这部进行重新校注。

    王国维校注《录鬼簿》先后有三次：分别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和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在校注《录鬼簿》的过程中，王国维共借有三种抄本，一是从满清学部参事厅参事官陈毅（字士可）处借得一部明代抄本，一是由清代曹雪芹祖父曹楝亭刻印的“楝亭本”，还有一种则是由京师图书馆馆长缪荃孙（字艺风）处借来的满清初年尤贞起的手抄本。因为三种抄本是王国维跨度近三年才分别借得，所以他也先后有两个校本，第一个校本是以“楝亭本”为底本，参照明代抄本及诸多史料而成，后来送给了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收藏，即现今《王国维遗书》中之所录；第二个校本是以明代抄本为底本，以“楝亭本”和后来借到的尤贞起抄本相互比勘，对《录鬼簿》中被后人删改的部分及其原本遗漏的内容进行了恢复和补充。在校注过程中，王国维不仅先后两次手抄全文，而且其中还留下了“朱墨粲然”的诸多批注，正如他自己所说“此为第一善本也”。

    其实，就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两年后，郑振铎和王国维的门人赵万里便在浙江“天一阁”发现了《录鬼簿》的真正“第一善本”，因为这一抄本是明朝正德年间（公元１５０５年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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