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盲目之命运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xìng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jiāo施之而jiāo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

    在这三种悲剧中，王国维认为第三种才是真正的悲剧，而《红楼梦》恰恰就属于这第三种，例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不就是在大观园里众人各有所愿中造成的一大悲剧吗？当然，悲剧的根源还是那个“yù”字，所以钱钺先生在所著《王静安与叔本华》中对王国维评论《红楼梦》的立足点进行了这样评论与解释：

    先生取精用宏，以其哲学方法与思想以研究《红楼梦》。夫人皆有生活之意志，因而即有yù望，有yù望则求满足，实则yù望永无满足之时，故人生与痛苦相始终。yù免痛苦，惟有否认生活之yù，而求其解脱，先生即本此理以评《红楼梦》。以为男女之yù为人生诸yù中之最大者，《红楼梦》一书，即写人生男女之yù而示所以及如何解脱之道，其中人物，多为此yù所困苦，贾宝玉初亦备尝男女之yù的苦痛，其后弃家为僧，否认生活之yù，是为解脱。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这时的王国维还不足３０岁，而在论及“男女之yù”时简直就是中国的“弗洛伊德”了。不过，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有着自己的睿智思想和脱俗见解，他在评论《红楼梦》时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生之大问题，其次要解决的则是社会问题。例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开篇就是“人生及美术之概观”。对此，王国维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如此，则“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而人生之所以陷入这种忧患与劳苦，其根源还是在于人的yù望，这就是人生之最大问题。而能够解决人生这一最大问题的，只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至于《红楼梦》中的其他人及以上所列名著中的人物，都是因为某种yù望得不到满足而陷入悲剧之中。例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第四部分中以“《红楼梦》之lún理学上之价值”为题，从《红楼梦》中人物之悲剧为切入点，对整个社会和人类产生这种悲剧的根源进行了解析，这不能不说王国维实在是具有世界xìng目光和胸怀的伟大之学者。记得王国维在“《红楼梦》之lún理学上之价值”中这样写道：

    夫宝玉者，固世俗所谓绝父子、弃人lún、不忠不孝之罪人也。然，自太虚中有今日之世界，自世界中有今日之人类，乃不得不有普通之道德，以为人类之法则。顺之者安，逆之者危；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于今日之人类中，吾固不能不认普通之道德之价值也。然所以有世界人生者，果有合理的根据欤？使世界人生之存在，而有合理的根据，则人生中所有普通之道德，谓之绝对的道德也。然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

    在这里，王国维虽然表现出些许困惑，但他还是站在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角度提出了疑问。不过，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虽然将评论的立足点选在了叔本华哲学体系中的“悲剧说”，但他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在宣扬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恰恰相反，王国维在评论的第四部分后面对叔本华关于宗教解脱人生痛苦是否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得以实现表示了疑问，而正是这一疑问，让我们看到了王国维人生态度中积极光鲜的一面，否则他怎能以一种敏锐眼光和冷静思维对现实问题加以如此深刻的思考，并将自己思考的结果《红楼梦评论》连续刊登在《教育世界》上供大众来参照和反思呢？

    不过，如果单纯从文学评论角度而言，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或者说不是人们习惯框架中的文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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