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亦无由以进修高等之学问。”例如，王国维对于大学堂教育最终的定位问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卓越观点。王国维指出，大学堂应该是专门研究学问的场所，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大学，更不可能“以示世界”。王国维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一点，还在于他将学问提高到关乎国家昌盛与否的高度，也就是说只有学问昌盛才是一个国家繁盛的标志。而要达到学问昌盛国家繁盛这一目的，王国维睿智地指出：学术应该脱离政治羁绊，成为一种独立、自由之门类，政府更不应该沿袭已经沿袭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以官职爵位引诱学者，从而使学问的终极目的直抵仕途这一途。对此，王国维在《教育小言十三则》中提醒人们说：“其表面之嗜好，集中于官之一途，而其里面的意义，则今日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之证据也。夫道德、学问、实业皆无价值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王国维提出的这观点，即便是在今天也同样有着入木三分的警世作用，何况是在非功过０世纪之初呢？当然，关于王国维的教育思想，以上只是支离破碎的“抛砖”，诸如他对师范教育还不够系统、教育改革应由政府统筹部署、教师待遇应该由国家负担等等，如果全部囊括其中，即便是写一部数十万字的专著，恐怕也不足以全面涵盖，故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留些许遗憾供人们咀嚼了。

    第三，积极投身到教育实践中。关于这一点，王国维除了翻译、撰写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外，还先后在罗振玉创办的上海东文学社、武昌农务学堂和南洋公学东文学堂任职，参与其中教育事务。当然，如果将王国维投身教育实践时间再往前推算的话，我们还可以举出一则不太为人所知道的其倡议创办中国第一所师范学堂未成之事。早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王国维初到上海《时务报》馆“谋生”时，曾与同学许家惺、张英甫、钱东府等人商量在家乡海宁创办师范学堂，不仅站在时代前列阐明创办新式学堂的意义，而且就连如何筹集资金、选择地址等具体事宜都有比较详细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设想，王国维还直接或间接地向海宁知州和杭州知府提出建议，可惜他当时只是年仅２１岁且名不出乡里的秀才，这一建议未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流产。

    不过，王国维随后还是辗转于诸多学堂之间，积极投身到教育事业的实践中，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卓越成就。

    第九章

    师范教员

    其实，这一章的内容完全可以并入上一章。而如此，如果读者朋友要想保持一个顺畅的阅读情趣，则势必会增加视力和阅读上的负担，这恐怕不是愿意为读者着想的作者所想做的吧？另外，如果说上一章记述的是王国维畅游在“教育世界”的理论海洋中的话，那么这里表述的则是他在教育实践的河流里如何畅游的往事了，虽然刚下“河”时王国维就遭遇了“呛水”，但初学游泳者又有谁能跨越这一步呢？当然，王国维毕竟有着良好的“游泳”资质，所以才有后来在诸多教育河流中包括清华国学研究院都能够“游”得得心应手。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要从王国维在通州师范学堂这条小河沟里的“呛水”开始说起。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４月下旬，王国维应邀来到位于中国南通州（与今天北京的通州相对而言）三元桥畔的千佛寺，因为这座寺庙已经被张謇改作了师范学堂。对此，王国维一年后曾撰有《寺院与学校》一文表示异议：

    我国之社会，则正义之思想之缺乏，实有可惊者，岂独平民而已，即素号开通之绅士，竟侗然不知正义之为何物！往者，某府有设中学校者，其地邻佛寺，遂以官力兼并而有之。僧狼狈迁他所，曰：“嘻！此盗所不为也。”原此寺之建，未必不由社会之物力；然僧侣之居处之经营之者，且数百年，则其为个人之财产，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