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内部矛盾，使爱新觉罗家族王朝能够继续地苟延残喘下去，不得不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９日在逃难福地西安颁行“新政”诏书。在推行这一被有些历史工作者称之为“辛丑变法”的过程中，虽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jiāo、民生和教育等诸多方面，但成效最明显的莫过于教育改革了。由于直接推动这场变法特别是教育改革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两位实力派封疆大吏，所以教育改革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行，诸如全国所有书院改为学堂，各省市县务必开设高中小学堂以普及新式教育等等。

    不过，也正因为这场教育改革是由张之洞等表象倾心新学实则守旧的朝廷大员所领导，致使教育改革内容并不彻底，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新瓶装老酒”而已。如果这是朝廷从改革进程宜于稳妥起见的话，王国维等人也许应该表示理解，但随着张之洞向朝廷递jiāo《陈学务折》奏章，要求从大学堂中删除哲学这一学科，就让这时已经深谙哲学对于人生问题之重要xìng的王国维便不能认可了。于是，王国维的心中似乎又涌起了当年“条驳”大学者俞樾《群经平义》时的激情，遂一气呵成撰写了《哲学辨惑》一文，对显赫权贵张之洞认为哲学是有害无用之学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辩驳。

    在这篇“辨惑”论文中，王国维运用逻辑推理方法从五个方面进行辩驳说：一哲学非有害之学，二哲学非无益之学，三中国现时哲学研究之必要，四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五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为了深入透彻地诠释以上论点，王国维根据康德“三大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知（理xìng）、情（美学）、意（lún理）”之间关联，对教育的最终目的进行开宗明义但也很巧妙的阐释：“教育学者，实不过心理学、lún理学、美学之应用。……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

    既然如此，王国维便进一步指出：“试读西洋哲学史、教育史，哲学者而非教育者，有之矣；未有教育学者而不通哲学者也。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解剖而言医学，何以异？”虽然这话语被王国维说的有些犀利，但道理则太浅显不过了。所以，他接着指出中国近代哲学之所以不盛的一种原因，并勇敢而睿智地提出了自己的“预言”：“且yù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

    在这里，王国维提供给我们的恐怕不单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似乎还涵盖“中学”与“西学”之整体关系，也就是近代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之辨证。当然，王国维心里非常明白自己之所以强调哲学的重要xìng，并“非yù使人人为哲学家，又非yù使人人研究哲学”，而是认为“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但“yù养成教育家，则此科万为要”。最后，王国维似乎是在为张之洞等“yù废哲学”者进行开解，他说：“吾国人所以诟病哲学者，实坐不知哲学之xìng质之故。”然而，正是因为国人“不知哲学之xìng质之故”，王国维更加觉得在大学堂开设哲学一科是极为重要的。

    也许是感到有些问题还没有阐述透彻，王国维紧接着在《教育世界》第５６期上又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从正面对当前教育“宗旨”进行了精辟阐述，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造就或培养德、智、美、体的“完全之人物”。为了贯彻这一教育宗旨，王国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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