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而一筹不展。于是，由罗振玉和以上三位及江苏溧阳热心新学的狄葆贤五人共同发起的东文学社，在日本学者藤田剑峰的襄助下，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初正式创办。

    透过由罗振玉亲自起草的东文学社章程，人们不难发现其敏锐的目光及创办学社之宗旨。例如，罗振玉在该章程中这样写道：“立此社之主意约三端：一、因将来中东jiāo涉之事必繁，而通东文者甚少故；二、因译书译报，动须远聘故；三、因中东人士语言不能私通，将来jiāo接，种种不便故。”创办东文学社的这一宗旨，虽然汪康年等人都表示赞同，但因他们各有自己的事务，所以在创办东文学社过程中，几乎完全是由罗振玉一人在具体策划和cāo办。不过，根据创办者最初之共同约定，参与创办各方（实际上只有罗振玉的学农社和汪康年的《时务报》两方）所属人员中的贫困者可以免除学费，但学员必须为各方机构提供服务，例如王国维入学东文学社就应该为《时务报》工作。因此，王国维在幸运地进入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同时，也就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时务报》馆汪氏兄弟之苛责，从而才有了前文写给同学许家惺信中“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谓计之得矣”一句无奈之语。关于王国维学习日语“已成骑虎之势”的缘故，留待后说。现在，我们似乎应该对王国维最初是如何进入东文学社一事向读者jiāo代清楚，因为这关系到王国维与罗振玉到底是如何相识的这一历史之谜。

    关于王国维与罗振玉如何相识一事，上海的陈鸿祥先生曾这样表述说：“那时，罗振玉是《时务报》馆的常客，他的书信，亦多由《时务报》馆转达，故他不但经常与汪康年兄弟往来，并且会与做着《时务报》馆门房和收发的王国维见面jiāo谈，乃在情理之中。”在此，似乎有必要提醒读者不妨注意“乃在情理之中”一句，因为这很显然是陈鸿祥先生自己的揣测，并不能确证罗、王就是这样相识的。换言之，即便罗、王确是这样相识的，陈鸿祥先生也没有清楚地jiāo代出王国维是否就是由此而进入东文学社的。不过，治学严谨的陈鸿祥先生随后在其著作中列举了刘鹗之孙、罗振玉之外孙刘蕙孙先生，于民国二十四年（公元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５日发表在上海《人世间》杂志上及收录在公元１９９０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中的两篇回忆文章，作为其揣测之佐证。因为陈鸿祥先生在列举中还不乏自己之考证，故为了尊重其劳动成果，特引录如下：

    证言之一：刘先生回忆说，罗雪堂（振玉）在上海办农报馆，王国维同乡许某（即许家惺）荐他去《时务报》馆当校对，进馆以后许某又嫉才抑制他。一天，雪堂到报馆，听见有人在读《庄子》，音节苍凉，大奇。再一看，原来是这位校对先生，于是和先生谈了一会，先生又献其平日所为文章，雪堂先生大加赏识，静安从此遂受业罗门弟子。

    对于这一证言，陈鸿祥先生还补充说：“这是刘先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写的，距王国维去世仅七八年，并说当他写此文时，‘尚有一些顾虑’，有些事没有写。于是，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他本人去世前数年（１９８７年），又补写第二个回忆。”即：

    证言之二：刘先生说，１９３０年夏我去旅顺罗家时，一天晚上雪堂先生和我说：他和静安先生相识，是某年正月初二，去汪穰卿（康年）的《时务报》馆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个小房间里有一个人，桌上放着一包花生，摊着一本书在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就走进房去。一看，原来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得奇怪，就进而问讯，其人也起身让座，才知是《时务报》的校对员海宁王静安。坐下攀谈，觉其人才华学养都不平凡。就劝王去南洋公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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