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兴办农学，是与他“念农为邦本”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所以他才萌生“学农之志”，并积极创办学农社以积聚热心以农兴邦的新学人才，自筹资金创办《农学报》以翻译介绍欧美等西方国家先进的农业科技，来改善中国固有传统农业的萧条状况，从而达到他以农兴邦的宏愿。在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份农学杂志《农学报》的过程中，罗振玉因为报馆严重缺乏精通外文人才，遂聘请毕业于日本东京文科大学汉学科的藤田丰八（字剑峰）为译员。而罗振玉之所以聘请日本籍藤田剑峰为学农社和《农学报》馆译员，这就不能不提到日本明治维新给这个与中国比邻之岛屿国家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改革态度坚决、改革手段强硬而多样，而且改革的内容也很全面、彻底，特别重要的是还在近代亚洲开启了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先河。在明治维新中，日本举国上下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有些内容还是国家以政府名义强令所施行的，比如在所有大学务必开设英文和德文课程。而正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培养了大批精通外语人才的缘故，才得以组织大量人力广泛地翻译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书籍，从而全面有效地推动了明治维新进程，也领导了近代亚洲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

    而中国，随后虽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似乎只是一味地引进西方的物资装备，在表面上武装强大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要从根本上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更别说培养外语人才这一具体措施了。即便中日甲午海战后，经有识之士倡议在京城开设了同文馆，但这毕竟要比日本晚了许多年。于是，罗振玉创办学农社和《农学报》要译介西方先进的农业书籍或科技文章，只能从日语本中进行转译，可就连从日语本转译也因严重缺乏精通日语人才而举步维艰。所以，当罗振玉通过友人介绍得知日本人藤田剑峰不仅精通英语和德语，而且还是毕业于日本东京文科大学汉学专业的高材生时，便毫不犹豫地出高薪予以聘请。

    自从藤田剑峰接受罗振玉聘请后，他也确实劳有所值，对得起那份优厚的薪水，不仅使学农社成为中国新学人才和日本学者聚集jiāo流的中心场所，而且《农学报》也由原来的半月刊改为了旬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大为增加。不过，罗振玉非常清醒地明白他的学农社和《农学报》仅仅依靠藤田剑峰一人，是难以实现他创办集翻译、办报、出版和发行为一体的“农业托拉斯”之宏愿。

    对于罗振玉的这一宏愿，藤田剑峰不仅表示理解和赞赏，而且还因此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既然是同道又是朋友，藤田剑峰便向罗振玉建议自己开办一所日语学校，以便为学农社和《农学报》培养急需的日语翻译人才。其实，藤田剑峰的这一建议也正是罗振玉心中早有的想法，只是碍于学社和报馆只有藤田剑峰一名日语译员，其本身所担负的译介任务极为繁重，故一直未曾向他提起。如今，藤田剑峰自己表述了这一想法，自然马上就得到了罗振玉的认同。罗振玉对于藤田剑峰这一建议的认同，还在于他们都有中日是唇齿邻邦应该友好亲善的共识。而要实现这一共识，他们又都认为应该首先从两国之间的文化jiāo流和人才往来方面开始。然而，仅仅因为语言障碍而难以在双方之间广泛开展以上之jiāo流活动，这就不能不率先从解决语言沟通方面入手。基于以上这些方面的考虑，罗振玉决定创办一所属于自己的日语学校，这就是东文学社诞生的时代背景。

    为了使东文学社顺利地创办起来，善于借助外力的罗振玉在与学农社最初加盟者邱宪（字于藩，又字菘生，号啬庵）、蒋黼（字觐，后改字伯斧）等好友积极进行筹划的同时，还主动与王国维的“顾主”《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商量合作，因为汪康年的《时务报》也因为需要译介日文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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