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那场震动全国的“公车上书”，还在于他确实拥有非同凡俗的才华和无比卓越的思想。由此，梁启超不仅赢得了清朝廷一些封疆大吏的瞩目，也成为当时追求新学后生的崇拜对象，例如王国维。不过，当王国维因为仰慕梁启超及由其主笔的《时务报》而来到上海该报馆就职时，梁启超却已离开报馆前往湖南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去了。这对于王国维和梁启超二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遗憾，可是没想到这个遗憾竟延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他们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时才算了却。从某种意义上说，《时务报》正是因为有了梁启超，梁启超也正是因为加盟《时务报》，才使双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收益。那么，梁启超为什么会在事业辉煌时选择离开《时务报》呢？

    关于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个中原因，世间有着不同的解释。一是，《时务报》主办者汪康年秉承其原上司、清朝廷实力派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授意，对梁启超在报馆工作实施挤兑，最后迫使梁启超主动辞了职。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有文章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初，声名远扬的梁启超准备前往武昌拜会洋务派实际领袖张之洞，共商维新改革大计。当张之洞得知梁启超将来拜访时，心情非常激动与振奋，他命令部属不仅要破例打开武昌城中门进行迎接，还准备鸣放数声礼pào表示其对梁氏的敬重与礼遇。后来，虽然因部属提醒说梁启超只是一名举人，鸣放礼pào是迎接钦差或督抚以上官员的礼节时，张之洞这才作罢，但他还是以特殊礼节迎接了梁启超的到访。据说，梁启超拜会张之洞的那天，恰好是张之洞的女儿出嫁之日，而张之洞竟然不顾众多迎门宾客，独与梁启超在后厅畅谈“至二更乃散”。在这次会见中，张之洞还盛情邀请梁启超出任两湖书院院长，而当时梁启超因为一心扑在蒸蒸日上的《时务报》上，遂婉言谢绝了张之洞的邀请。不过，张之洞礼贤下士和热心维新的形象，就此深深地留在了梁启超的心中。而事实上，昔日热心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这时对康、梁的维新主张虽有肯定的一面，但也有极不赞成的一面，特别是对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发表的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激烈言论，多有非议，只是他不便正面反驳罢了。对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张之洞虽然没有正面表示反驳，但他却暗中指使曾任自己幕僚、时为《时务报》总经理的汪康年从中作梗，遂一度使汪梁两人之关系极度恶化。后来，虽经黄遵宪从中周旋与调解，但最终梁启超还是离开《时务报》，与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到湖南创办时务学堂去了。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时务报》内部出现“浙派”和“粤派”之争而使梁启超离开的。对此，有文章记述说：《时务报》创刊伊始，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康氏弟子”主持实际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广东人，例如梁启超、麦孟华、欧榘甲和陈勤等，故被外界称之为“粤派”。而当时在《时务报》就职的浙江籍人员，只有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俩，很显然“浙派”属于劣势。后来，因为有了章太炎的加入，从而使两派形成对峙状态。据说，自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３月才加盟《时务报》的章太炎，因其以瑰丽古奥之文笔连续写出了《论亚洲宜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丞宜保护》等文章，遂使《时务报》再次声名大振。对于当时《时务报》聚集了梁启超和章太炎等诸多学界骄子这一现象，黄遵宪和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都表示出极度高兴并寄予厚望。不过，对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粤派”与以章太炎为首的“浙派”之间的分歧，外人也许难明就里。因为章太炎对“康氏弟子”一味崇拜康有为的做法极为反感，特别是对康有为宣扬的“孔教”主张，章太炎的态度简直就是不屑一顾。章太炎的这一态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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