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到大上海所拥有的那种刚健、雄浑、雍容和华贵的不凡气势。不过，一般情况下人们认识上海的表象并不是什么建筑，而是这些建筑被赋予的某种实用xìng功能，诸如宾馆、戏院、酒店、商场等等。而当王国维第一次来到大上海时，他所见到的则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名曰“洋场”，实则华夷混杂，行色奢靡，西装革履的洋人与脑后拖着小辫的华人随意进出于茶楼酒肆间，汽车、马车、黄包车比肩同行在繁华的街道上，就连娼寮妓院林立的红灯区内也是金发碧眼的洋姐与中土女xìng一同在花枝招展、搔首弄姿。当然，王国维来到上海所追求的不是什么显贵和浮华，而是当时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的时务新学。那么，当时中国处在怎样一种社会思潮当中，它对国人思想及社会变迁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在国内迅速兴起，但这时引入中国的只局限在西方物质文明方面。而随着洋务运动中一系列弊端的出现，一些热衷洋务但也善于思考的有识之士开始著述或译介西方先进文化和科技，并勇敢地提出要对中国封建制度进行改革。特别是中日甲午海战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的一批维新志士，随即将维新思想准备转化为实际行动，比如世人皆知的“公车上书”。对于“公车上书”的意义，正史上早有评价说：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集会上书、抗议政府的新格局，反映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爱国、革新、奋发向上的新的思想追求，它是近代中国人民蒙受巨大灾难后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的，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的维新志士，这时毫无犹豫地站在智识人们要求通过革新变法拯救国家危亡的最前沿，他们高高地举起了维新大旗，积极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吁，使积压在人们心中多年的那种爱国御辱情怀，迅速汇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维新浪潮，这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第一次展现出新的面貌。

    通过“公车上书”之后，康、梁二人还深刻地认识到组织政治团体和创办宣传刊物，对于推进维新运动进程的重要xìng。于是，他们随即在北京创立了强学会，并以强学会为基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维新运动宣传。诸如，集会、演讲、译介西学、创立报刊和创建新式学堂等等，从而使维新思潮在神州大地上恣意纵横。其中，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就是宣传、鼓动维新思想的中心和最强音之一。

    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８月９日的《时务报》，是根据康有为之统筹策划，由维新干将黄遵宪和汪康年等利用强学会剩余经费和社会募捐所得，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专门宣传维新思想的旬刊。在《时务报》创刊之前，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就受命来到上海担任该报主笔，从而使《时务报》迅速成长为当时众多新学报刊之翘楚，由此也使梁启超更加声名卓著，闻名遐迩。确实，报馆设在上海四马路的《时务报》，其主旨就是开启民智、变法图强，因此当时聚集了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章太炎、麦孟华和欧榘甲等一大批维新志士和文化干将。一时间，这些维新志士和文化干将以其万丈豪情和卓越才华，密集而厚重地抛出了诸多掷地有声的惊世文章，不仅使《时务报》成为戊戌变法时期与天津《国闻报》齐名的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报刊，而且确实对开启民智、宣扬维新、抨击现实和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科技、思想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因为有了天才宣传家梁启超的加盟，他以其极具煽惑鼓动xìng的活泼文风、敢于直面抨击时弊的非凡勇气和深切反映民众心声的人文情怀，将《时务报》推上了极为辉煌的顶峰，成为深受读者欢迎且风靡全国的一份维新报刊，也成为推动维新变法由文化思想运动递进为全国xìng政治变革的一块前沿阵地。为了深入解析《时务报》这块维新前沿阵地对王国维的影响，下面不得不暂时冷落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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