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前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四部书，“时文绳墨”自然是前文解说过的“八股文”之类，两者之间很显然不属于同类文体。比如说《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迁费时数年所编撰，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１３０篇，即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该书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中华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而且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作者所开创的纪传体例，成为历代著作正史者所必须遵循和取法的一种写法。这种文体自然与“八股文”相去甚远，与王国维等年轻人的阅读兴趣则极为契合。

    王国维不喜“时文绳墨”而偏好“前四史”等文史，这从父子两人的日记和自述中可得明证。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说：“静儿……以市秘本《汉书》，其意欣然。……静儿出观所得唐镜香细批《汉书》，又有黼之记。……朱墨灿然，可宝也。”也就是说，王国维购得“前四史”后并没有私自藏观，而是主动与父亲王乃誉共同欣赏，并在书上做了大量批注。王国维之所以能如此光明正大地将“秘本”向父亲展示，应该说他对父亲同样偏好文史的情趣是了解的，或者说王国维的这方面情趣就是父亲的遗传或影响所致。既然王国维的心思在“前四史”等秘本上，那他自然对“时文绳墨”就不会太用心攻读，这不仅使他在“八股文”的学习上“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科考”和“乡试”。

    那么，王国维从“前四史”中到底学习了什么，对他后来独学和治学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窃以为，首先王国维从“前四史”中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之精华，为他后来所进行的文学创作、鉴赏和评论打下了深厚基础；其次，引领王国维进入了无比浩瀚而又充满魅力的史学海洋，使其一生从事史学研究而不曾动摇；第三，王国维由此接触到训诂、校勘和注释等方面的考据知识，从而激发了他终生致力于考据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并创建了后来极为辉煌的学术成就。当然，除了以上三点外王国维还从中得到了诸多方面的学识，在此不可能一一表述清楚，但以上三点应该是最主要的方面。关于王国维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成就，留待后面详细解说，至于考据在此也仅举一例。考据，亦称“考证”，是一门以事实为依据的求证xìng学问。关于考据的重要xìng，记得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由此可知，考证在中国学术中之重要地位。从现存史料中我们可知，王国维第一篇学术文章就是考证、批驳清代大学问家俞樾的《群经平义》。关于俞樾，关于《群经平义》，在详述之前如果点明俞樾是一代大学问家章太炎和大画家吴昌硕的老师，是中国著名红学大家俞平伯的曾祖父，也许人们会对当时年仅１８岁的王国维的这一举动大为惊诧，而正是因为王国维这种不迷信权威的卓尔不群的治学精神，才赢得了同时代及后世学人的钦佩和景仰。

    俞樾，字荫甫，后来因为在苏州建造一处名为曲园的宅园而自号“曲园”。道光元年（公元１８２１年）出生在距离海宁不远的浙江德清县的俞樾，年仅３０岁便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等官职，后因拒绝上司曹登康要求为其营私舞弊而遭诬谗罢官。xìng情耿直的俞樾愤而南归后，远离仕途官场，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立说，先后任教于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和杭州诂经精舍，特别是在长达３１年的诂经精舍任教中，他培养出了章太炎和吴昌硕这样的大学问家和大画家。当然，俞樾自身经过多年的潜心修学，也成为国内文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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