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备受国内外学者敬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却正是在这样的教授方式下，从弃之如敝履的传统国学启蒙而蜚声中外的。

    其实，不仅旧时王国维等学童们在熟读乃至背诵这些古典经籍中，逐渐谙熟诸多史迹往事，学到了其中极为丰富的内容知识，乃至措辞、造句等做文章的方法与技巧，即便是今天的学者、学问爱好者或一般同好，如果在同一篇文章中读到虽未言明出处的成语典故，而能立时明了或领会其来源及含义时，谁能说这不是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心灵相通且妙不可言的高雅之乐呢。而如果单从读者一方来说，他自然会对作者能写出这等绝妙文章而表示由衷的钦佩，读者自己也会因为能勘破其中哲理妙思而心生窃喜。对此，我毫不怀疑绝妙暗喻要比直白述说来得更加美丽而生动。不过，要想在自己的文章中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这些深藏在经典古籍中的成语典故，或者立刻明了这些典故成语中所蕴涵的深义，如果不能朗朗成诵或起码精心阅读过这些典籍的话，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或对牛弹琴。试想，如果文人、学者或哪怕是普通人之间缺少了这样的生活雅趣，这人世间将会因为缺乏这些人生趣味而变得多么索然无聊呢。具体到我们的主人公王国维，他诸多的学术文章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经典，除了他深邃鸿博的学术思想之外，其中那些或信手拈来或运用贴切或纵横捭阖的成语典故，无疑增添了其学术与诗文的华采而使人百读不厌。再具体到王国维后来在为友人或学生当面题写扇面这等即兴小事上，他当场那种文思泉涌的酣畅淋漓，不仅使赠者与受者彼此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就连我们读者在今天如果能设身处地怀想当时之情景，心里又会产生多么令人神往的遐思呢。

    虽然熟读背诵这些典籍是年幼学童一件极为费力的苦差事，但对于xìng情忧郁喜欢幽静的王国维来说，实在是太合适不过的事了。于是，王国维在朗朗成诵以上幼童启蒙读物之后，便开始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诗》、《书》、《礼》、《易》、《春秋》等四书五经这些经典典籍。于是，王国维在跟随潘紫贵先生就学的几年间，我们能够想象到体格羸弱的他在私塾学堂上摇头晃脑苦读诗书时的情形，但也不能忘却他从私塾回家后便一头沉浸在父亲那“五六箧书”中而不能自拔的一幕。因为父亲王乃誉那“五六箧书”，并不是年幼王国维所讨厌的《十三经注疏》之类，而是他所喜欢的金石、考据、绘画和书法等“课外书”。而正是这些所谓的“课外书”，无疑在无意中引导王国维走上了他后来所从事的学问研究之路。

    写到这，实在有必要对父亲王乃誉的xìng情和喜好进行一番解析，因为他的xìng情和喜好不仅通过那“五六箧书”激发了王国维求知的兴趣，而且自他“以课子自娱”时开始便对长子王国维，产生了极为重要、直接而又全面的影响。不过，在解析父亲王乃誉xìng情对王国维影响之前，似乎还应该对何为“十三经”作一解释。十三经，是指十三部儒家经典。汉朝时，朝廷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朝则把《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及《公羊传》、《梁传》和《左传》这“三传”，连同《易》、《书》、《诗》称之为“九经”；到了唐文宗刻石经时，又将《孝经》、《论语》和《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到了宋朝时，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

    生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１８４７年）的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自居家“以课子自娱”后改字承宰，号娱庐。众所周知，王乃誉自祖父与本生父亲在上海亡故后他就成了孤儿，至于他祖母和母亲的资料不见史迹中有记载，否则他不会孤身一人在上海闯dàng或流浪多年。而也许正是因为有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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