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去国”，但对马克思主义仍具信念；对中国共产党，仍具信念；对邓小平仍尊敬、拥戴。只是对中常委中有些人，不能信任。

    我反映了退休后，李鹏、周南等企图“秋后算账”的事例，因不愿做“梁湘第二”，才痛苦地作此不得已选择。并提出四项保证：不寻求政治庇护；不泄漏国家机密；不公开发表文章、讲话；不接触民运人士。

    最后，我企求中常委某些人，不要株连家属，不要迫我“去国”后再作不愿的选择。

    因没有办法复印，我手写三份，一份寄新华分社转送北京；一份寄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份送一位能与北京某高层接触的朋友，请其转北京。

    至美国不几天，听到香港传来讯息：四月三十日下午八时三十分左右，在我离开深圳到香港后，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奉命到我深圳住地，转达中共中央的电令，要我立即赴北京。秦是在我离开住地两小时后到达的，见我不在，一直坐等至深夜，而后开始紧张地到处打电话询问搜寻。这一情形证实了我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美国西部时间五月一日九时廿五分，飞机准时抵达旧金山机场。陆铿和崔蓉芝已在机场等候，陆铿并随即陪同飞往洛杉矶，我就此做了星云大师的客人。他们热情、周到的接待和安排，使我十分感激。

    到洛杉矶后，我即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马毓真联系，随即在西来寺见了面，我面告了“去国”的原因，复述了四项保证。马毓真则已奉命劝我回国，提出保证，回国不会“有事”。我谢了他的好意。不久，中国驻美大使朱启桢又奉命来洛杉矶见我，进一步劝我回国，保证回国后“无事”。我能相信回国后无事吗？我回答朱启桢，我暂不回去，会遵守四项承诺，请转告北京放心。也对北京的“保证”表示了态度：“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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