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多年，兢兢业业工作并卓有成绩的老同志，采取这样不顾事实，不顾党纪国法的手段，是十足的以权谋私！党内几十年无情斗争、自相煎熬的错误做法，不幸在“六四”后重现。使我十分痛心。

    梁湘的前车之鉴，面对可能的诬陷和迫害，我终夜不能入睡。“束手待擒”，申辩的可能都会没有；效法赵复生（赵在六四前出国不归），将失去我五十多年来的一切，会被扣上种种大帽子，甚至会连累家小。

    又经廿五日一天反复的思考，才下定决心：为保有辩护的权利，为争取晚年尚能发挥余力，对社会再做一点事，“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让现在的一切暂时失去吧。我决定“去国”，待机再回，我并非对国家、民族失去希望，也并非对中国共产党完全失望，只是为势所迫，方出此“下策”。

    廿五日下午，我打电话给相识多年的一位信得过的老朋友，请他立即来深圳话别，理由是“我即将离深圳回南京”。廿六日一早他即过罗湖桥，赶来见了面，他同情地听了我的决定，愿意为我“去国”帮忙。当天上午他即返回香港，为我向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申请旅行签证。我要求争取廿八日成行，这位朋友向美国总领事馆申请后，电话中告诉我：“廿八日东西买不到，需到三十日。”我很担心时间一长，如被新华分社知道，那就走不成了。

    这位老朋友还为我与洛杉矶西来寺星云大师通了电话（时星云在夏威夷），告诉他许某人将应他的邀请，即日赴美。星云即表热情欢迎，并将请陆铿在旧金山机场相迎。星云对我“不与任何方面接触，纯属休息”的要求，表示谅解，答应：“不会强许先生所不愿为。”老朋友在电话中只告诉我，“朋友方面的事一切都已办妥，具体情况，三十日再告知。”

    周南来港后，老伴顾逸萍即离港，住在深圳；连日忙于搬家，决定三十日乘火车连同行装先回南京。为免却因感情而节外生枝，也考虑时候也许可免去株连，我作此重大决定，一直对她“保密”。随身警卫员，因他家中有事，我也乘机要他先回南京。

    一切安排妥当，我决定三十日离深圳去港，五月一日“去国”赴美，老朋友已为我买了去洛杉矶的飞机票。

    廿九日晚，与老伴和深圳的女儿们“话别”，她们一点也没有察觉我离别的痛苦心情。我对她们说：“你们以后要自己好好生活了！”她们仍未有意外之感，我又一夜未眠。

    三十日下午七时左右，老伴按原来打算，乘火车回南京去了。我对她谎称：再过两日，将乘民航回宁（南京）。思念及此，实愧疚万分！

    两小时后，我离开深圳，经罗湖桥出境，上了罗湖至九龙的火车。以往过境有多人接送，今天单身排队过海关，曾担心会引起怀疑。过关时，果然为边境警卫人员认出，竟道：“社长回家吗？看来比电视上还年轻啊！”我含笑点头向他问好，顺利出关。

    老朋友在上水（罗湖至九龙火车的第一站），用“房车”接我。因如在九龙下车，有可能被人发现，特商请老朋友亲自驾车，半路接应。

    我离国之后，因新华分社无端怀疑一些香港朋友助我出走，使他们因此受到了连累。这个老朋友在知道我要发表香港回忆录之后，多次询问我出走将如何写，要我笔下不要出现他的姓名，我回答绝不会以怨报德，请他放心。如果大陆政治上一旦“清明”来临，才可能再揭露大名。老朋友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届时倒希望你把我的小名同你‘去国’之事连上，给我这个凡夫俗子在青史上留下一笔。”我也笑着回答他：谨尊台命，这个谜只好待以后再揭开了。

    当夜，住在老朋友家，我给邓小平、杨尚昆、中共中央写了信，信中，我申述：此次因北京风波，被迫“去国”，是暂时的，还会回来。对外将宣称是“旅游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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