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基础、上海人做生意的经验，都是潜在的巨大能量。假如把上海的能量释放出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以道里计。”我建议中央考虑这件事。赵紫阳没有立即表态，我看他是听进去了。我还认为上海那几年的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上，思想保守。基于这些想法，我想先促成这两条高速公路的建设。

    八六年春节，除夕那天，我实现征求浙江省省长沈祖lún、江苏省省长顾秀莲、jiāo通部部长钱永昌，和上海市长jiāng zé mín的同意，把他们都请到上海，在上海市委康平路的小礼堂开会，商量筹建这两条高速公路的事。上海市由前后任市长汪道涵、jiāng zé mín参加。汪道涵当时是华东经济协作区办公室主任。jiāng zé mín要我主持，我讲，还是请汪道涵和你主持，你们是“地主”，我是来促成这件事的。这样，jiāng zé mín主持了会议。

    江苏、浙江两省省长分别讲了他们的想法。江苏想靠国家投资和外资来建设，浙江同样，但浙江准备自筹一部分资金。两省都很积极，浙江更积极一些。

    jiāo通部长钱永昌表示，这两条高速公路，国家准备作为jiāo通建设的重点项目加以批准，列为国家“八五计划”（指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二年国家第八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国家都会有拨款，但主要靠自筹。

    我建议：可不可以运用外面的经验，用商业经营的办法，国家批准项目，资金采取集股的办法来筹集，主要向银行贷款。地方上愿意自筹，同样作为股份。我建议成立两个公司，上海、江苏、jiāo通部、港澳国际成立一个公司；上海、浙江、jiāo通部、港澳国际成立另一个公司。一家开发上海到南京的高速公路，一家开发上海经杭州到宁波的沪杭甬高速公路。。国家假如批钱，可做为jiāo通部的资金投资，拆算成jiāo通部的股份；资金主要由国家出面，向香港银行借款；港澳国际和香港中银出面牵头。公路用地，一部分向群众收购，也可试验，把土地折价入股；当地群众参加公路施工建设，劳力折价入股；参加建设的老公，发给他们日常生活费用，其他报酬发给股票。建设可以分段进行，开发一段，利用一段，短期内就可以有所收益。这样做，比单纯依靠国家拨款或向国外政府、世界银行贷款更容易些，更快些。我还建议：可以向中央要求一些特殊政策，比如，这两个公司在开发过程中和开发后若干年，可以减税、免税。用的钢材、水泥，由地方上拨出一些中、小水泥厂和轧钢厂给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作价收购，专门为公路建设生产水泥、钢材；国家对这些材料减免征税。沿公路设若干工业开发区，公路建设公司可获优先开发权利。这样，我们可以在高速公路的建设上，创出一条新的路子。

    我的建议，得到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会议原准备开两天，只开了半天就结束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几位负责人，公推华东协作区汪道涵牵头，正式向中央写报告。我要求汪道涵在写出报告后，寄一份给我，汪表示同意。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下文。我给汪道涵打电话催促，也支吾以对。

    建设高速公路的设想，我还向广东省的负责人林若、叶选平以及福建省的领导人（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建议过，希望他们与“港澳国际”合作建设深圳至厦门的高速公路，他们都表示赞成。但广东想自己来搞，福建则表示，能否先支持他们把福州厦门泉州的高速公路建起来，然后再建厦门到深圳高速公路。他们的想法，我也赞成，并jiāo代张建华同他们具体洽谈，这已是“六四”以后的事情。不久，我就退休了。

    八七年，我组织一批香港的实业家大多是搞工业的，亲自带他们去江苏，沿沪宁线一路参观到上海，想在引进外资、支持内地改革上做一些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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