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遭到香港一些人士的批评。

    其实是两地对此的理解不一样，协商也有在平等地位上的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有坚持的一面，也有接受、附和的一面，或双方都有让步。后来，在基本法制订的实践中，香港的草委、咨询委中有许多人接受了这种方法，大家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协商，成为发扬民主的一种方式。

    草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前，秘书处把拟好的基本法结构草案，先寄给主任、副主任委员看。记者问后，我讲：“我已经看过了，但不允透露内容。”没想到引起香港社会一阵风波。廖瑶珠质问：“我们都是委员，为什么他可以先看？”这使我接受了教训，在内地，我们开会一般都不注意程序这件事，主要负责人先看草稿，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程序，所谓的游戏规则，是民主很重要的部分。

    后来负责秘书处的草委会秘书长李后也表示：“我们原来觉得结构好像不是什么实质问题，不涉及具体内容，不妨由我们先草拟，岂料引起误会。因这件事，我们决定成立专题小组，由国内和香港委员组成。”以后的实践证明，专题小组这种工作形式很有效。

    基本法是内地的专家及关心香港问题的人士，结合香港社会各界，包括一部分外国人士，共同提出意见，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传播媒体，互相争论、协商，最后写成“征求意见稿”“草案”“定案”。我的观察，总体来讲，香港各界对基本法原来还算是满意的，“六四”之前，港人主要反应在于“九七”后能否实施。“六四”以后，港人对基本法政治体制的定稿，尤其是第二十三条关于反颠覆条款的修订，增添不满。

    总的来说，基本法是以集思广益为基础，通过复杂的协商过程，综合而成的，是妥协的捷径，也是共同发挥智慧的产物。我到现在仍认为，这是港人走向民主自治，较好的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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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两国八四年九月草签香港联合声明，港英政府在七月份推出代议政制改革《绿皮书》，又抢在十一月，中英联合声明十二月正式签字前，推出《白皮书》，在香港，引起我们的注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港英政府在《绿皮书》中提出的目标，是要“逐步建立一个政权，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权威代表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地向港人负责。”到了《白皮书》，目标更为明确：“要在政府中央阶层逐步建立一个更直接向港人负责，而又稳固立根于香港的代议制。”

    英国政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香港建立一个代议政制，实施所谓“还政于民”。

    我们从内部情报和社会舆论趋向看，证实了英国这个打算，英国准备在“九七”前，把香港政府的架构进行根本xìng的变更。

    香港现在是殖民政府的政制架构，港督由英皇委任，他拥有最高统治权，实际上是个港督专权的专制政府。香港政府的行政、立法局只是咨询机构，立法局并非真正的立法机构，不像英国本土那样，是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制衡机构。

    《绿皮书》也好，《白皮书》也好，明白宣告了英国企图把其他殖民地非殖民化的一套，也在香港实施。但是香港和其他殖民地不一样，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存在“独立”问题。英国应将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还政于中”，而不是“还政于民”。还政于民，那是中国政府的事。

    从《绿皮书》看，步骤还慢一点，推出《白皮书》时，步伐又加快了些。例如立法局议员选举名额，原来八八年的计划，提前三年到八五年实施。《绿皮书》确定八四、八五年为六名，八八为十二名；到了《白皮书》，八五年就十二名。

    港英方面还通过舆论，和某些议员如邓莲如在施政报告辩论中，提出实行部长制，认为政府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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