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鉴中央组织，迈向部长制形式的制度，采用类似美国的制度，使立法机关有决策权。把现在香港政府行政局的决策权实际上是港督的决策权，转移到立法局手中，根本改变目前政府的架构。

    对英国政府竭力推行代议制，想急剧改变香港政制架构的做法，香港社会不少人高兴，主要是对中共不放心的人；也有不少人担心，主要是上层及部分中上层。

    香港《九十年代》杂志当时有两篇专访，一片是对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另一篇是对香港政府当时即将退休的高官民政司黎敦义。他们两人的谈话，透露讯息十分明显。

    钟士元认为中国讲五十年不变，不是九七年当时的情况不变，而是指在目前情况下，五十年不变，因此，他有三个担忧：一、是否真正的港人治港，而不是京人治港。二、能否保证真正的不干预，是否总公司对分公司的经理人所说的真正的不干涉。三、中国能否保证继续开放，不回到极左路线去。他讲，香港已经输了第一局，所以香港没有理由沿袭殖民地政府的组织，而是要跟从一套民选的政制，要利用十三年转变成民选的代议制。

    钟士元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他明知中国讲五十年不变是讲现状不变，不是指九七年时的状况不变，但他们想要在十三年中改变现状。二、怎么变？就是“要跟从一套民选的政制”。

    钟士元所透露的讯息，明确显示了英国对中国收回香港的斗争策略有所改变。因为中英谈判每一个回合，行政局议员都知道，他们很多意见是反映港英的意见，或与港府的意见一致。

    黎敦义讲的就很露骨了，他明确提出：“今天不同往日，要从一个时代转到另一个时代，原有的情况，港督是由香港以外的其他人委任的，我们希望他们善待人民，但他们也可以是坏家伙，我想，没有人乐见目前这种情况在未来十三年，以及在权力转移时，仍维持下去。所以我们要转到另一种情况，就是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他对香港人讲：“以后要靠你们自己。”采访他的《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问他：“过去政府一直说避免改变政制，还说要求改变的本地居民亦不多，而现在我们不但有政制的改变，而且是急剧的改变？”对这种矛盾现象，黎讲：“我们怎样自圆其说呢？”李又问：“是不是为势所迫？”黎回答：“绝对是。”李又问：“过去一些政府官员不只一次地对我们说：‘民主不是唯一的好制度’，而我们也没有民主制度。……”黎讲：“对，在我们没有任何政治时，生活显得更平静。”

    黎敦义是港府高官，虽即将退休，估计他知悉港英内情，不为过分。他提供的信息证实英国改变了对中国斗争的策略，也尴尬地显露了英国政府对“还政于民”的虚伪心态。

    当时，香港有文章评论说：“英国想搞十三年大变，五十年不变。”

    刚开始，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只知道英国要搞代议制，但对他们想急剧改变的意图没有摸清。北京方面如何，我不了解；我们在香港是如此。当北京的口径是“不予置评”时，我们在港也根据北京的口径讲。有记者问我，我增加一句说：“这是英国政府的事情。”后来北京也说：“这是英国政府的事，我们不承担义务。”英国可能认为这是中国默许的表示，就越来越表现出“势所必然”。

    根据各方讯息，尤其是“十三年大变，五十年不变”这句话的提示，我们判断英国政府确已改变对中国收回香港的策略。它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抢步”，是谋定而后动的，这是它所谓“九七”后继续与香港“联系”、保护利益的策略的具体化。它可以继续打民意牌，并发展为民主牌，将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九七”后特区政府体制改革的规划，提前实现，成为英国对香港的“德政”，取得港人好感的支持，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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